列举著名的青铜器
司母戊丈方鼎 司母戊大方鼎是我国现存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它通高133厘米，器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公斤，形制雄伟，整体古朴、庄重，有着凛然的气势。
鼎体呈长方形，口沿上有两个竖立的直耳，器底矗立四条柱形足。器腹各面上下均铸一半浮雕状的兽面纹，兽面纹的内外空白处填有细云雷纹。鼎器四边角铸有扉棱。四是上部铸有兽面纹。两耳外侧对称铸有二虎，虎口大张，入口出饰一人首。鼎腹内壁铸铭文“司母戊”三字，书体雄壮，力道遒劲。关于这三字铭文的涵义，历来有各种不同看法，较为流行的一种看法认为，这是祭祀母亲戊的意思，据此可以推定，司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儿子祖庚或祖甲为祭祖母亲戊而作的，那么其制作时代就应在殷商前期。
从青铜器铸造工艺看，一般认为方形器的铸造比圆形器难，而司母戊大方鼎在铸造工艺上更是显示了古代工一匠们超绝的技艺。据对铸痕观察，鼎身每面用两块外范，四面其用八块，鼎底则由四块外范拼成，鼎足各由二块外范组成。总共用外范24块。鼎耳是先单铸出的，铸好后再与器身浇铸在一起。从这些繁琐的工序中可看出象这样大型的青铜器铸造有多不简单了。据专家对大鼎合金成分的测知，铜占84．77%，锡占11.64％，铅占2.79％。行家们还饶有兴味地分析，认为铸造“司母戊”这样巨剞的鼎，即使采用当时先进的体制较末的坩锅熔铜，若同时冶炼，也需70个；如果加上制范修理备方面的工种和管犁人员，则需要二三百人通力合作才能完成。
这件稀世珍的面世颇具戏剧性。1939年3月的一天，河南安阳武官村吴姓村民在地里探宝时，发现了这件宝鼎，大家叫它马槽鼎。由于当时日本驻军对此地的文物出土很感兴趣，村民们决定尽快将此物脱手。他们在古董商耍款的诱惑下，决定股解此鼎以便运出。展去了48根钢锯条，耗费了四五个小时，才锯人了在足三公分深，叉改用锤砸，耗费多时才砸掉一个鼎耳。最后，村民们决定还早先把鼎掣人地下，1946年，羊昂重新出土，由赏岬县政府移交给国民党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后又由南京一博物馆接收。1959年，大鼎运往北京，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今。
虎食人卣 卣是一种盛酒器，有圆形、方形，也有不少动物或人物形象的，虎食人卣就是其中最杰出唧下件，它具有一种惊心动魄的艺术感染力。
这件卣器整体铸成一虎形，虎尾支撑着踞坐，前爪则紧紧抓持住一人，大张虎口，而人头已塞人虎口内。人体则与虎相对，以手抓住虎肩，脚踏在虎盾爪上，向左转首侧视。整个造型令人怵目惊心。在虎的双肩顶端附有凝梁，提梁两端分别铺有一兽头，梁上的纹饰是以长形夔纹为主纹，雷纹为地纹。虎背上部铸为椭圆形器日，有盖，盖面纹饰与器体相一致，以雷纹衬托巷尾夔纹，盖面还铸有一小鹿。虎耳直竖，充满警惕感，耳内装饰有鳞纹，虎面及虎颚侧母的纹饰为鳞纹和云纹。虎目怒瞪，虎牙尽露，其锋利如钩如锯。虎背饰牛亩纹，从器盖后端沿着虎背脊铸有一扉棱，棱中部有钩状突起。人发向唐直披，神情安详，镇静，着衣，衣领为方口形，袖由较窄。人的腿与臀部饰有一对蛇纹古器外底有阴线纹饰，中有游龙，两侧各有一鱼。
比虎卣通高38．7厘米，重5．09公斤，呈黑色，有少数绿锈。纹饰繁缛，集多种动物形象为一体，充溢范异怪诞的神活色彩。
此卣形制复杂，从铸痕看，虎的口腔内部和人首部分是分别用两小块范铸成的，工艺颇为复杂。
此卣内涵令人费解，有人解释为表现虎的威摄力；有人认为是表现人以动物为介去了解神的世界；还有人认为是表现巫师作法，说法不一。
虎食入卣我国共发现两件，上文所述之卣现藏日本泉屋博物馆，另有一件藏在巴黎。
双羊尊 放羊尊通高45厘米，构思奇异，制作精绝。
此尊造型为戒羊相背而立，各有一首，却皆只有双足，因为羊身从中段便合为一体了。这种简化的造型一在视觉效果上给人以强烈的感受，突出了羊的神性，使其超凡脱俗帕气质得到了极端的体现。羊背载一圆筒，敞口。羊角盘曲，双目前视，颌下各畜一镏卷曲长须。羊躯体丰腴壮硕，腹部滚圆凸出：神情悠闲，庄重自得。
此羊尊体现了商人精绝的构思，这不仅表现在对辛体大胆地取舍上，也表现在对其造型写实与夸张的结合上。从羊的外形说，造型是写实的，它各部位的比例相当准确，但羊毛却被遍体的鳞片纹取代了，而且两膊间各有一冀，这又象是天上的神物了。
这件商代双丰尊无比精美，代表了我国青铜艺术的辉煌成就，现藏英国博物馆。另有一件藏日本根津美术馆。此类造型尊目前国内暂缺。
广汉古蜀人雕像 1986年，在四川成都市东北的广汉县三星堆村，从两座3000多年前的古蜀人祭祀坟内出土了70多件与真人一般大小的青铜像，其中唯一一尊完整矛损的全身立式雕锋尤为引人注目。
这尊雕像站立在一个方锥形的基座上，全高260厘米。基座高78．8厘米，人身高163.5厘米，头冠17.7厘米。雕像铸造具有浓厚的写实风格，身体各部位比例准确、适当，身高大小与真人相仿佛。雕像造型为捧物住立状。
此雕像貌相伟岸，浓眉大眼，高鼻阔嘴，方颐大耳，属于古相书所说的不凡之相，他神情肃穆，专注，似乎正主持一项重大的活动。高高的华冠呈花瓣状，表现着此人崇高的社会地位。双手一高下低，端持于胸前，但所持之物已无从考，提物之手也就显得特别硕大，给人以夸张感。雕像体型瘦长，身着窄袖紧身袍服，无领，领口圭V型，亚得脖子出奇地细长。长袍前襟在左腋下开启扣合，属我国少数民族服装的“左祗”式，袍服长及膝下，前摆平并，后摆呈燕尾式。小腿裸露，赤足，脚踩处各饰一脚镯，镯上饰以方格纹。袍服上部缀有一饰带，纹饰与镯同，起于袍服左后背上部，经左腋下穿出，斜上绕向右肩，与左侧结带部位对应，扣结于袍服右后背上背。袍服纹饰复杂：前侧左擦魂困组龙纹，右侧为回字纹，下方为一组变形饕餮纹，再下方为两组并列的倒三角纹。后襟纹饰与前襟同。如此华美繁缛的袍服，反映了雕像身份的高贵。
此雕像反映了古代蜀人的真实形象，对研究古蜀人的历史、文化、宗教、习俗，均具重要价值。而且，此雕像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由青铜铸造的雕像，具有空前的意义，是我国青铜时代的雕像之王。
大克鼎 此鼎为圆形，三足，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形体之大，为西周铜器之少见。它是西周时代重器，而且历见著录。鼎立耳，口沿下饰变形兽面纹，中又饰小兽面纹，并有觚棱凸起，腹部饰大环带纹，足部饰肇餮纹，有觚棱。整个造型庄严厚重。腹内铸铭文290字，铭文行间皆有线相隔，笔势圆润，且字体之工整，为西周之罕见。铭文内容则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和官制的重要资料。
此鼎于1890年在陕西扶风出土，为当时的工部尚书潘祖荫重金购得，百般珍爱，端方多次觊觎，未得。潘故后，其弟将此鼎运回苏州老家供放。后有美国人以巨款求购，被潘氏后人断然拒绝，视之为传家之宝。1937年苏州沦陷，主持家务的孙媳潘于达智慧过人，果断地与家人将此鼎秘密埋人后屋。后日军果然不断来潘家求索此鼎，有一天竟采七次之多，终于未得。解放后，潘于达将此鼎捐献给国家，从1952年至今，此鼎一直藏于上海博物馆。
毛公鼎 此鼎为西周晚期宣王时重器。通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腹围145厘米，重34705克，鼎呈圆形，半球状深腹，圆底，三足呈兽蹄形，双耳竖立。整个造型中规中矩，凝重素朴。鼎器除颈部饰环形纹外，别无其他纹饰，显得格外典重，通身洋溢着清新而庄重的气息，似乎挣脱了宗教的桎梏，走出了神的沉重阴影。这一方面体现了青铜器由鼎盛开始回落，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文化思想的变革。
鼎腹内铸有铭文32行，共计499字，是目前所见铜器上最长的铭文。铭文内容主要叙述周天子对毛公盾的册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文辞典雅，可与《尚书》媲美。铭文书体匀称规整，严谨精到，线条质感饱满，丰腴圆厚，是全文书法的典范，历来为书法罕所重，认为“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此鼎于清道光末年出土，为金石学家陈介祺重金购得，后为端方强买。端方后人将此鼎押于天津俄国道胜银行，后为叶恭绰等人集资赎出，存于天津，抗战中，辗转于香港、上海，最后为陈泳仁臣资购得。抗战胜利后，陈将其献给当时政府，由前中央博物院收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毛公鼎与散氏盘、虢季子盘并称西周三大青铜器，现散氏盘藏台北故窜博物院，虢季子盘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莲鹤方壶 商周时代铜器以奇丽深沉、古朴典雅著称，而春秋战国时代的铜器则清新自由、活泼轻松，莲鹤方壶就是春秋战粤时期铜器的一件代表作。此壶形体巨大，苛称为壶中之王。通高118厘米，重64.28公斤，于1923年于河南新郑出土。 此壶整体呈椭方形，器身满饰蟠螭龙纹，布局均衡对称。器耳为浮雕镂孔的龙形怪兽，龙高冠，卷尾，头出器口，尾及器腹，动势撩人，呼之欲出。器腹四侧棱上各附有一上爬状的立体怪兽。壶底部由两条回首咋膏的长形小兽承托，轻盈、别致。壶顶有盖，盖体饰交体蟠虺纹，盖上都铸镂空莲瓣两层，盛开的莲瓣中亭亭玉立着一只仙鹤，展翅欲飞，引颈欲鸣。
此壶盖的立鹤是铸立在一长方形平板上，板心铸有凸起的爪迹，是鸟与板原为联铸的痕迹。板在华盖中可分可合，不影响盖之倒置。此壶现藏北京故官博物院。
双雄宝剑及夫差矛、剑，是古代贵族及武士随身佩带之器，铸造蹈有历史，特别是吴越之地所锗异常精致，且“迁乎其地，而不能为良，地气然也。”非常神奇。
1965年在湖北江陵一座楚墓中，出土了一把铜剑。剑长55.7l厘米，剑身宽4．6厘米，剑柄长8.4厘米。剑柄头向外翻卷作圆圈箍形，内铸11道极细小的同心圆圈。剑柄为圆柱体，缠有丝绳并刻有三道戒箍。剑格向外凸出，其两面用蓝色琉璃和绿松石镶嵌花纹，光彩照人。剑身饰满菱形花纹，剑身中间有一道凸起的棱，在靠近剑格处，有鸟篆体错金铭文两行八字：“越王鸠浅（勾践）自乍（作）用（剑）”。此剑保存完好，色泽如新，寒芒森人，吹风断发。
无独有偶，1976午在湖北襄阳蔡坡的一座古墓里，又出土了两把带漆木鞘的铜剑，其中一把剑身铸有阴刻篆字铭文两行：“攻敌王夫差自作其元用”。始称为“夫辈剑”。
此勾践剑、夫差剑均精美高贵，似乎当年血影寒光的吴越之战笑之磨砺如新。现双雄宝剑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1983年，在湖北江陵马山又发掘了一座楚墓，墓中出土了下件矛状兵器。此器长29.5厘米，宽3厘米，装饰华美，其色如新。锋部呈弧线羊角形，内中拿，壁薄而刃锋利。脊部有血槽，可提高杀伤力。器身两面中脊和散部有黑色米字形暗花。矛身饰有浮雕兽头，并在器身下面铸有两行错金铭文：“吴王夫差自乍（作），用锌（矛）”。
“操吴戈兮披犀甲”是《图殇》中的诗句，楚军而用吴戈，可见果兵器之著名，雨天差矛更是其中登峰造极之作，它既重实用，又精美无比，是一件冠绝天下的优秀艺术品。
银首人俑灯 银首人俑灯1977年出土于河北平山中山国墓。此灯结构繁复新奇，装饰精美。
此器通高66．4厘米。造型为一俑人立于一方座上，右手右侧平伸擎举一高灯，灯长超过人体许多；左手左侧平伸提举双灯，双灯呈上下重叠式，在下一灯兼作底座，灯盏直径略大于其它两盏灯盏，此双灯上下并不重叠，而是稍呈斜线排列，与高灯相切来看，灯器实为一直角三角形；具有实用的价值。 在艺术设计上，此灯也极为新奇大胆。在高灯直柄上附饰了游龙逐猴雕，双灯间的连柄上饰有缠绕的双螭，而且，此器的中心，银盲人俑；更是佳妙无双。此人俑位于三角形构图正中，是灯体中最稳定和突出的土部分。人体比例匀称，五官、发式、衣着铸刻精细人微，有着青铜躯体，银首，黑宝石眼眸炯炯有神，嘴角微翘，神情欣喜。衣着上饰以极复杂的卷云纹，并填以黑漆、红漆，显得浓墨重彩。
让我们想象一下，当三灯齐亮时，其高低呼应，前后错落，该是何等辉煌；而灯光环绕中的俑人，铜身银首，珠目闪闪，服饰艳美，又是何等绚烂。 长信宫灯 此灯于1968午出土于河北满城陵山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
此灯造型为一跪坐富女双手执一铜灯。好高48厘米，宫女高44.5厘米。宫女体中空，头部和右臂可拆卸，右臂与灯的烟道相通，使烟烬可通过其手臂雨纳人其中空的体内，以免污染空气。宫女身着汉代流行的的裙深衣，衣袍紧身，曳地，发梳分髻，表情端庄，形象逼真，是一件优秀的人物雕塑作品。宫灯制作考究，结构十分精巧，灯座、灯盘、灯罩皆可拆卸，灯盘可转动，以调节灯射方向及亮度强弱。灯座可盛水，以使宫女体内所吸烟气尽溶农中。器体通体鎏金，华美绚烂。
此器冶炼技术高超，据析，是先按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罩、灯盘分铸，再联铸成一天衣无缝的整体。
铜灯有铭文九处，计有64字。灯名系得之于铭文中的“长信”字样。
此器设计匠心独运，制作技术高妙卓绝，将科学原理巧妙地纳人制作之中，既有卓著的实用功能，叉有优美的艺术功用。现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嵌绿松石卧鹿 此器通高52厘米，身长26厘米。造型为四足腾卧之鹿，抬首，角细长。
此鹿之双角尤为引人注目，作者将其夸张得尤为细长，除了给人美感外，可能也为了实用，当时此鹿出土时，其边上有一别致的透雕蟠螭纹镜，极为罕见，有人推测鹿角即为悬挂铜镜的镜架。此鹿全身比例匀称、准确，四足踡卧，抬首向前直视，双目有神，双耳直竖，面露惊异之色，仿佛一只正安逸小憩的小鹿，忽然听到异常响动，遽然抬头寻视，神态颇为逼真。此鹿还有土特点，即全身斑纹皆饰以绿松石，娴静而灵秀，观赏价值极高。
此器现藏于南京物博物馆。
铜车马 被称为世界第八奇观的秦兵马俑出土后，1980年冬，又在秦始皇陵封土西侧20米处，发掘出了两乘大型的彩绘铜车马，此组铜车马形体之庞大，制作之精巧，形象之华美，确乎世所罕见。两车长达5米多，宽近2米，高2米，重2吨多，被学者誉为“青铜之冠”。
这组铜车马，车与马的大小约为真车真马的二分之一。前乘铜车称作高车或立车，也叫戎车。车舆前设有一铜弩机，车舆左角的长方形箭腺中装有弩具，车的右翰内有一个盾袋，装有一面铜盾。车舆中立一圆彩铜伞。一铜铸御官头戴鹳冠，身着长襦，腰挎长剑，直立车中，双手执驭。车前驷马，作势欲奔。后乘叫安车，车舆分前、后两室，前室为御官驾驭处，后室为主人坐卧之席古后室四周立有高22厘米的栏板，在栏板的外折沿上，立有高31.4厘米的板墙，在、右和前嫱上均有镂成菱花形可以开合的窗板，车室后面为车门。车盖为椭圆形。车为单辕二轮，每轮幅条30根，车舆下与轴的中点处垂直交叉。辕体前段翘起，后段平直。两轴端均套有银质的轴头和插人轴头横穿孔不使轴头脱落的银质车辖。车驾驷马，中间两匹称为“服马”，颈被驾在里人字形分叉的轭上，轭则与车前的衡粱缔结在一起。两侧跑马匹称作“骖马”，右骖马额顶正中饰一高约20厘米的铜杆，杆顶上饰缨络，它可在车马左转时，使奋骖突出，以便为驭手指明方位。铜铸御官戴冠，穿右衽交襟袍，双臂前伸执辔。
这组铜车马制作工艺之高令人叹绝。在其制作中缘合了铸造、焊接、镶漱、嵌铸以及子母子口、并合口等机械制造连接技术。马绍头用金管、银管套接，至今灵活如初。马肇用许多小铜片以手母扣、插销衔接，现在仍可灵活折叠。安车车窗上如米粒大小跑菱形小孔，均匀地组成一幅图案。
御车表面均施以彩绘，在车舆四周，车盖、伞高上，用朱红、桔红、蓝、天蓝、绿、白等色，堆绘出夔纹、卷曲云纹及各种几何纹，色彩绮丽，并具有浅浮雕的效果，美仑美奂，表明车是用丝织品作饰物的，再加上金银质的部件，使这组车马显得确实雍容华贵，使人想到当年始皇出巡时的显赫壮观。据说当年始皇所乘主车前、后共有导车和属车81辆，这里所介绍的当属属车，即“副车”，传说当年张良以铁椎刺杀始皇即误中副车，又传当年面对始皇壮观车队，刘邦不仅无比惊羡：“大丈夫当如是乎！”而楚霸王项羽则气势非凡：“彼可取而代也”。 另外，铜马及钢御官的雕塑也瞻妙惟肖。八尊铜马头方日圆、双耳短促，脊平臀圆，劲健有力，劲健有力，一望便知当属皇家之物。
双耳短促，脊平臀圆，劲健有力，一望便知当孱皇家之物。两尊铜御官一立一坐，比例匀称，双目下视，全神贯注，一丝不苟，谦顺恭谨，表现出训练有素的“高级奴仆”的身分。
这组铜车马现藏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铜奔马 1969年，此器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县县城北门外的雷台。为汉代制品。 此器出土后即受到人们高度重视，郭沫若叹为∫宝中之宝”，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以前，徐悲鸿与常书鸿曾惋惜古今中外画的马，都未能创造出“天马行空”抑犁想神令。徐悲鸿说：“画马的难处在于，不但要画出马的神速，还要画出马的烈性，象红鬃烈马那样拼命的性格”。而常书鸿一见到此铜奔马，便惊喜交集，认为送就是他们曾“纵横古今中外不曾找到的土件珍贵的文物”。
此器高34．5厘米，长45厘米。马正昂首扬尾，向天长嘶，四蹄翻滚，以少见的“对侧快步”的步法奔驰向前，三足腾空，右后足却轻踏在一只展翅疾飞的燕子背上，飞燕仓促间回首惊望，似乎弄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奔马却浑然不觉，一往无前。古人们抓住这奇妙的一瞬间，用无比高超的按法，利用力学平衡原理，将奔马与飞燕在那上刹那的动作、神情表现得无比深刻，扣人心弦，烘云托归之中，奔马那风驰电、气吞山河的气势被装现得淋漓尽致。
从此察造型看来，奔乌不似巾原品种，而是“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的大宛宝马，并加人了人们想象中的千里马体态，头小而英俊，颈长两弯曲，胸围宽厚，躯干粗实，四肢修长，臀尻圆壮。
这件精妙绝伦的青铜器，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伟大结合。它一经面世，即引起世界轰动广并先后赴冉茶及欧美数圈展出，令参魂者击掌叹绝，甚至有人说它达到了“艺术作晶的最高峰”。
1983年，我国国家旅游局定为中国旅游的图形标志。它所具有的强悍的生命力及气吞山河的魄力象征着民族的精神。
铜奔马现藏甘肃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