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事例
举出事例来，越好的分越高。
参考答案:善事好做难一贯
人，生活在社会上，做一件两件好事，并不难，只要遵循社会性道德，常常就在有意无意之间，做了好事。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这是毛泽东主席一九四〇年为吴玉章先生六十寿辰所写“祝词”的开头，确实是“人情练达”之谈。
一个人，若要自觉地一直、一生做好事，做好人，坚决不做坏事，那就必须努力修养和实践“宗教性道德”。
不过，世间事，不能一概而论。所谓社会性道德和宗教性道德之间，也并没有截然的界限。
比如，湖南湘潭市某旅行社的导游小姐文花枝，年轻轻的就表现出了实践宗教性道德的高尚光辉。
二十三岁的文花枝导游，二〇〇五年八月带旅游团去延安，所乘旅游客车在陕西境内遭遇重大车祸，她也身负重伤；救援人员来抢救，要救出本来就靠近车门的她，她却声明：“我是导游，请先救游客！”最后救出她，延误了救治良机，导致她左腿只能被高位截肢。
遭遇车祸，作为导游的她，没有半点责任。如果她没有身负重伤，那么，抢救游客，既是她的职责，也是职业道德（社会性道德之一）对她的要求。但是，当她身负重伤，承受着剧烈疼痛的时候，救援人员来救治她，她若不开口、不吱声，让人救出她送去医治，她也并没有渎职，并没有违背任何社会性道德啊。谁能处罚她，谁能指责她？
可是，在这关键时刻，她毅然地不顾自己正在遭受的伤痛，不顾及自己安危，而仍然把模范地遵循职业道德放在首要！文花枝小姐，这时还很可能并不知道什么社会性道德、宗教性道德；她很可能以为自己的英雄行为还是在遵循职业道德。但是，我认为，在这时刻，她所实践的，就正是宗教性道德；是从模范地遵循职业道德升华到了宗教性道德。
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这一对范畴，是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他已经作了学术性说明（注①）。我作通俗理解：宗教性道德，就是遇到事情要处理时，先想别人、集体、国家、人类，很少考虑和顾及自己，最高峰是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是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修养途径，可以自己实践，却不能用来强制要求他人。社会性道德，就是在生活中社会上，既为自己打算，也替别人着想，遵守法规纪律、乡规民约；“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文花枝的英雄事例，又印证了我的猜想：“人特别注重和讲究纯粹道德的时期，是十二三岁开始到十八九岁，接受了良好的学校和家庭教育的孩子”（注②）。文花枝从家庭和学校，肯定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是好闺女、好学生；进旅行社工作，那导游职责、职业道德，她也全盘认真地学习好。人生旅途，她起步还不久，还没有受过重大挫折，没有接触过多少丑恶现实，也就还没有过多地去考虑过个人利益。于是，在车祸伤人的关键时刻，她才能把诚实守信、游客第一、忠于职守的职业道德发挥到顶点；而社会性道德发挥到顶点，当然也就进入到了宗教性道德领域。
据说，做了左腿高位截肢手术后，文花枝不抱怨，不消沉，甚至笑谈“装上假肢，还要当导游”。这种坚韧不拔、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确实值得我们崇敬、学习。
学习文花枝，先人后己，助人为乐，很容易地，就联系上了“学习雷锋好榜样”。
学习雷锋，先人后己，助人为乐，曾经风靡全中国。最近几年，好像没怎么大提了。
这也就令我联系：最近，网上各大中文论坛，流传一个热帖：“退伍军人执着学雷锋，五次被送进精神病院”。
退伍军人徐克斌，是重庆市开县人。他参军到西藏，服役十年，当了八年养猪兵；四次荣立三等功，被评为优秀士兵等。军报记者一篇宣传他学雷锋事迹的新闻报导，《雪域赤子——记西藏军区某工兵团优秀共产党员徐克斌》，曾经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称赞他是“学雷锋标兵”。
徐克斌退伍回到家乡，决心继续学雷锋。应聘到本地的中学去担任门卫保安工作，他向学生们讲述自己学雷锋的事迹，学生们像对待英雄一样崇拜他；有位中学副校长这样肯定徐克斌：“他当保安的时候，对我们学校校风有很大帮助。”
可他当过三所中学的门卫，都被学校解聘。为什么呢？
比如，其中一所中学，开始，校长多次在教职工会上表扬徐克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并给了他聘用人员的最高奖金。徐克斌三次到学校政教处捐款资助贫困学生，金额共一千一百元。最后一次五百元，学校不敢接受了。他们算了一笔账，徐克斌捐赠出来的差不多是他所得工资的两倍。他们又发现，徐克斌在商店购买日常用品已经是在赊账。校长和老师们有共识：“学校提倡学雷锋，但是不提倡走极端。”
还有其它：有的教师有时上衣不扣纽扣，徐克斌就干涉、批评：“老师请你过来。请你为人师表，做老师要起带头作用。”这一类事情经常发生，搞得教师们都有点儿“怕”他。
教师们认为：“一个人想当英雄，可以理解；但是，这个英雄脱离了这个社会的现实，他的行为已经完全超出了实际。他完全变成了一个符号，一种完美主义。”
引述至此，我来稍作小结：徐克斌捐赠出来的钱比他工资收入还多，他并非家财亿万的富翁，他怎么生活？他在商店购买日常用品已经是在赊账，他将怎么归还欠款？他有妻子孩子，他不拿钱抚养，他那未成年的孩子怎么生活？教师偶尔没扣好上衣纽扣，甚至有意披着上衣，这一类生活小事，并没有违反学校纪律规章；徐克斌对此有意见，可以在教职工大会上提出看法，提请讨论；他却直接当面指责教师，人家怎么接受得了。
也就是说，徐克斌坚持实践他那种过头的宗教性道德，已经到了不顾家人，不顾自己的程度；不但如此，他还试图用宗教性道德要求别人，轻率地当面指责别人。
我同情徐克斌。我认为徐克斌是个好人，但却是个认识上、心理上有一点儿毛病、没有能够“与时俱进”的好人。
徐克斌所在地方，对待徐克斌，从网上的报导来看，应该说是比较好的。第一，他随口批评辱骂地方官员，并没有人和他较真、整治他；第二，他进精神病院，是治病，他自己主动吃药，出来也自由，没有谁要怎么样他；第三，仍然有企业愿意聘请他去做门卫，只是他自己想到学校，“宣传和弘扬雷锋精神”，而不愿意去企业；第四，地方上有人说他是“疯子”，因为他已经五次进精神病院了，但是也仍然有人夸他是“活雷锋”。
徐克斌学雷锋，自己却要进精神病院治疗；从这个事例，我痛切地感到：我曾经提出“应该承认‘爱有差等’”，“伦理道德要求应该分层次”，“好人难做，要做好人”等观点（注③），确实有必要。
“爱有差等”，是孔孟儒家提出来的伦理准则；从现代说，大约指的是：父母夫妻子女为一等，兄弟姐妹为一等，亲戚朋友，同事邻居为一等，如此类推；人伦之爱，从父母夫妻子女往下，依次递减。那种主张不分等次，一视同仁地“兼爱”、“博爱”，属于过头的宗教性道德，事实上做不到。如果大肆宣传这样的“兼爱”、“博爱”，实际将会造成人的痛苦、虚伪。
伦理道德要求分层次，是采用李泽厚先生区分社会性道德和宗教性道德的理论，我以为：义务教育、社会宣传，重点应该放在社会性道德，因为社会性道德才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应该人人遵守。而宗教性道德，主要是社会精英人物自觉去实践，不宜大规模提倡，更不能强制推行。比如，在“公交车”上“让座”问题：公交车应该设立老弱病残和孕妇专用座位，那座位空着时常人可以坐，但是若有老弱病残人和孕妇上车，那常人就应该马上让座，否则即是违背了社会性道德，乘务员有权力叫他让座。而若常人是坐的一般座位，那么，让不让座，就应该有他的完全自由。他让座，是他“做好事”，小小地实践了一次宗教性道德。他不让座，是他坚持享受自己买票乘车应该坐的权利，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他可以理直气壮；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没有资格批评指责他。
好人难做，要做好人，这说的是：坚持做好人，就要准备——常常要自己吃亏，被人误解，受人侮辱，甚至遭到打击、伤害！做好人需要付出巨大“成本”，可是，坚持做好人，能够自我实现；至少，懂得这个道理以后，做好人，能够心安理得。
徐克斌如果认识到了这些，心理上也做好了相应准备；他，学雷锋，做好事，做好人，就会量力而行，应该也就不会弄到要进精神病院吃药治疗了。
具体地说，他的工资收入，应该先保证自己和妻儿的基本温饱，不要弄到自己买日常用品还要赊帐；有所节余，再去捐助贫苦人。他义务扫街、捡垃圾，可以默默地以身作则，一般不要去随口批评、得罪人。他可以坚持自己作风严谨；看到别人不拘生活小节，可以在“生活会”上提请讨论，希望纠正；而不要随时当面批评指责别人，造成过于“严肃、紧张”的气氛；地方上，平民百姓，毕竟不同于军队军人。
再一次表态：我衷心同情徐克斌。祝愿他尽快恢复身心健康。祝愿好人得好报，好人一生平安！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善事好做难一贯，不要紧；你不愿意实践宗教性道德，就可以不去追求这个一贯。
地方上，大家都遵循社会性道德，这地方就是天堂！实际上，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只要能够基本遵循社会性道德，就已经是好人了。
那自觉实践宗教性道德的，毕竟只是很少数人。坚持实践宗教性道德，“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那样的人，更是极少，几乎是“稀有动物”呢；我这应该不是亵渎，而是幽默吧，呵呵。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