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课原文
《最后一课》
郑振铎
口头上慷慨激昂的人，未见得便是杀身成仁的志士。无数的勇士，前仆后继的倒下去，默默无言。
好几个汉奸，都曾经做过抗日会的主席，首先变节的一个国文教师，却是好使酒骂座、惯出什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类题目的东西；说是要在枪林弹雨里上课，绝对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一个校长，却是第一个屈膝于敌伪的教育界之蟊贼。
然而默默无言的人们，却坚定的作着最后的打算，抛下了一切，千山万水的，千辛万苦的开始长征，绝不作什么为国家保存财产、文献一类的借口的话。
上海国军撤退后，头一批出来做汉奸的都是些无赖之徒，或愍不畏死的东西。其后，却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维持地方的人物出来了。再其后，却有以"救民"为幌子，而喊着同文同种的合作者出来。到了珍珠港的袭击以后，自有一批最傻的傻子们相信着日本政策的改变，在作着"东亚人的东亚"的白日梦，吃尽了"独苦"，反以为"同甘"，被人家拖着"共死"，却糊涂到要挣扎着"同生"。其实，这。类的东西也不太多。自命为聪明的入物，是一贯的料用时机，作着升官发财的计划。其或早或迟的蜕变，乃是作恶的勇气够不够。或替自己打算得周到不周到的问题。
默默无言的坚定的人们，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抗敌救国的问题，压根儿不曾梦想到"环境"'的如何变更，或敌人对华政策的如何变动、改革。
所以他们也有一贯的计划，在最艰苦的情形之下奋斗着，绝对的不作"苟全"之梦；该牺牲的时机一到，便毫不踌躇的踏上应走的大道，义无反顾。
十二月八号是一块试金石。
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
"听到了炮声和机关枪声没有？"C在电话里说。
"没有听见。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
接连的又来了几个电话，有的从报馆里的朋友打来的。事实渐渐的明白。
英国军舰被轰沉，官兵们凫水上岸，却遇到了岸上的机关枪的扫射，纷纷的死在水里。
日本兵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或郊外开进租界。
被认为孤岛的最后一块弹丸地，终于也沦陷于敌手。
我匆匆的跑到了康脑脱路的暨大。
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者们都己经到丁。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简短而悲壮的，立刻议决了：
"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
太阳光很红亮的晒着，街上依然的熙来攘住，没有一点异样。
我们依旧的摇铃上课。
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
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吧，"学生们都点点头。"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并且立即的将学校关闭结束。"
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伪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
"但是我这一门功课还要照常的讲下去。一分一秒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的讲下去。学生们照常的笔记着，默默无声的。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的上了刺刀，"引满待发"。
然而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的不停的在抄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别的十几个课室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
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的恋恋。黑板显得格外的光亮，粉笔是分外的白而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分的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摩着，也觉得十分的难分难舍。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涂写着，刻划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
街上依然的平滑光鲜，小贩们不时的走过，太阳光很有精神的晒着。
我的表在衣袋里低低的嗒嗒的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毅异常的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的有沉重的车轮辗地的声音可听到。
儿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向东向西，徐徐的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十时三个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李子走过去，立刻挺直了身体，作着立正的姿势，沉毅的阖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
"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的立了起来，默默的不说一句话；有几个女生似在低低的啜泣着。
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傍徨，没有顾虑。个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那一个方面走去。
赤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议仗队似的一致。
从来没有那末无纷纭的一致的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这样的，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默默的在忙着迁校的工作。
那些喧哗的慷慨激昂的东西们，却在忙碌的打算着怎样维持他们的学校，借口于学生们的学业，校产的保全与教职员们的生活问题。
(选自郑振铎《蛰居散记》，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出版。)
告别的时刻
文：周小静
许勇三教授简介：1915年生于天津，193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音乐系，1938年赴美国密执安大学音乐研究院深造，获音乐硕士学位。1940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音乐系、中央音乐学院和天津音乐学院，在研究、教育方面卓有成就，许多国内音乐教育界知名人士是出自他的门下。1981年他主持的全国性巴托克音乐研讨会引起了极大反响，对于中国人人士20世纪欧洲音乐是具有引领性作用。1986年他又创办了中国的美国音乐研究会。
今天的这篇小文是为纪念我的老师、天津音乐学院教授许勇三先生的。许先生的精神在这个纷扰的社会里面，就像一股清泉，我希望它能洗涤我们的心灵。
冬日午后的阳光显得很软弱。我独自在街上走着，从四平西道转向鞍山西道，再转向卫津路。离直播节目时间还有两个小时，我决定去广播电台音乐台的休息室打发这段时光。
我的心里有一条旋律在歌唱，这是萨拉.布莱曼和盲歌手波切利唱的《告别的时刻》，而泪水却止不住地要流出来。
刚刚在总医院背后那间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太平间里和我的老师许勇三先生告别。他的面容安详得和睡着了没有任何区别。因为大家（只有许先生家里的人和几位他的老朋友）都要去北仓，而我因有电台直播节目不能去，所以在抬遗体上车之前，让我先做了告别。一位老者犹如抚摸婴儿一样亲切地抚摸许先生的头和脸，对他轻声说："我们到天家会面吧。"另一位年长的妇女见我流泪，安慰地说"他是睡了，只是睡了。"
据说《告别的时刻》首次演唱是在一场拳击比赛之后。其中有一位世界级拳击运动员特邀盲歌手波切利和萨拉.布莱曼为他的告别比赛演唱这首歌。拳击手预计那天他会赢，会来个漂亮的告别，谁知那天他输了，输得很惨。但比赛结束后歌声仍然响起在体育场里，歌声中，这位拳击手站在台上，向所有热爱他支持他的人挥手告别。人们流着泪，微笑着，为心中的英雄鼓掌。
两个星期以前有位朋友点播了这首歌，因为太熟了，把这个点播忘了，昨天下午她提醒我才记起。昨天夜里在电脑上敲敲打打的时候，得知了许先生辞世的消息。我慌慌地叫醒了已经睡着的丈夫，他说，这一天我都觉得忐忑不安，可不知是为什么，也许就是……
为了避免和人说话，也为了让自己镇静下来，我在进电台之前从一个小报亭买了本《读者》。坐下来后，胡乱地翻看着。一篇标题为《奶奶》的小文章终于让我走进了文字的世界。文中讲到一位高龄90岁的老人在操劳了一生之后，就要离开她亲爱孩子们了，面对孩子们悲痛的表情，老人告诉他们：死亡并不可怕，不过是像演出结束了离开座位往大门外走去一样，没必要留恋、回头。而下面一段话把我的心深深打动了，我把它读了两遍：
"我在这儿，很荣耀。看见你们围在我床边，满心欢喜。下一周该让孩子们给园子松土和打扫厕所，也该买衣服了。既然你们为了方便起见称之为祖奶奶的那一部分我不会在这儿督促你们了，我的另外的部分，你们称作贝特大叔、利奥、汤姆、道格拉斯等等的部分，就要接过我的这项工作，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工作。"
老奶奶另外的部分，她的勤劳，她的慈爱，她的一切美德，都会在她的其他部分--孩子们和孩子的孩子们身上仍然保持。所以她满心欢喜。
15点整，直播节目开始了。像以往一样，我对着熟悉的话筒和熟悉的听众开始说话："各位朋友，你们好！我是周小静，欢迎您收听星期天的《乐林漫步》周日直播版。……"
播放的第一首乐曲是圣桑的小提琴曲《引子与回旋随想曲》。第二首就是《告别的时刻》。我很想这样说："下面是一位女士点播的萨拉.布莱曼和盲歌手波切利唱的《告别的时刻》。我刚刚和一位我最尊敬的人、我的老师告别，这首歌也是我为老师送上的告别之歌。"但我没敢，我怕自己会哽咽。音乐响起来了，曾经那么悠扬的歌声此时竟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我还是不清楚那歌词是什么内容，但我觉得它分明就是我要说的。
我又想在歌声结束的时候这样说："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次告别，告别某一个工作过的地方，告别自己曾奋力拚搏过的地方，告别身边的人，最后，是告别生命和整个世界。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时刻坦然地离去吗？我们能够对自己说：'我尽力了，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我满心欢喜'吗？"我还是没敢说，还是怕哽咽的声音会从话筒传出去，使听众愕然。在歌声中，我看了看墙上的表，估摸着，我的老师许勇三先生现在已经轻轻地升上天空了。
振作起精神，我用像平常一样愉快的声音说道："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古典音乐ABC'栏目中的内容，今天我们要谈的是……"
没有任何一位听众会知道我心中所经历的一切。
终于，我坐在了回家的公共汽车上。往常觉得太远的路，今天全无感觉。在许先生门下学习、工作的种种情景浮现在眼前。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都在回想。书房的门紧关着，但丈夫听的莫扎特《安魂曲》还是从那边传过来。我刚一进门他就告诉我，许先生的儿媳把我们送的那束最朴素的白菊放在了先生的胸前，说让它随先生一道去。这让我觉着很感激，很安慰。
许先生的一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他只是音乐界的一位学者，一位作曲家，一位教师。但自从20多年前我听了他的课，就决定了我要做的事业。我是作为他的助手在毕业后留校的，跟着他的研究生班上了几年课，在自己也作了老师后仍在他门下学习了好几年。我在他倡导的巴托克研究中开始学习分析作品、撰写论文，又在他的鼓励下开始翻译、写作，但更多的是从他那里感受到了一个学者、一个老师应有的精神。无论什么时候，哪怕是去给他拜年，他谈的都是最近的研究心得，他会兴奋地说他最近在听什么音乐作品，在读什么好书，里面有什么值得注意的观点。而每当我说起自己的一些心得时，他都会马上说：要记下来，这些闪光的思想应该珍视，不记下来过后就会忘了。在他眼里我从来不是幼稚浅薄的，这种激励引领着我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在他面前我也从来不敢怠惰，他的勤奋无言但有力地在督促我，而且总会引发我无尽的好奇心，让我知道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我还不懂。我和丈夫每一次拜访他之后都会感慨万千。直到近两年，他还在看书写作，只是有点遗憾："不能坚持很长的时间，所以要抓紧每天上午精神最好的两个小时。"要知道，他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
十多年前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那几年里我和四、五位青年教师一起，每周去他家上一次课，许先生总是早早地把家里各屋的椅子都搬到他的房间里，围成一圈摆好，门打开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是他亲切温暖的笑容。然后，我们打开厚厚的书，开始讨论。一个上午就在愉快的时光中度过，他那间不大的屋子里总是暖暖的。
这次得知他生病住院，是在他85岁生日的前一天。我们在清晨匆匆来到医院，见到的是消瘦的但眼睛依然明亮、笑容仍然亲切如常的先生。我觉得他会好的，这就是他给我的最后印象。临走的时候我和他握了手，这是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竟也是最后一次！）和老师握手，那手很暖，很轻。今天我才知道，这是他住院后最有精神的一天，从早上6点钟起床后就一直没躺下，好像在等什么人。他的女儿说，看见我们他真的非常高兴。谁知只几天之后病情就急转直下，他在痛苦中交待女儿不要麻烦我们，假如……也不要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很忙。但他女儿知道，他在心里把我们看得很重，所以在昨天晚上刚刚送走老人，就打电话过来了。
按照老人的愿望，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是在亲朋好友送行的鲜花和歌声中他静静地走了。
告别的时刻，我想说，敬爱的许先生，我会努力使您的一部分--敬业和爱心--在我的身上继续保持，并努力传给我的学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