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龙抬头,有什么由来吗?为什么人们都喜欢在那天理发?
【二月二龙抬头的由来】民间传说，每逢农历二月初二，是天上主管云雨的龙王抬头的日子；从此以后，雨水会逐渐增多起来。因此，这天就叫“春龙节”。 我国北方广泛的流传着“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的民谚。
每当春龙节到来，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在这天早晨家家户户打着灯笼到井边或河边挑水，回到家里便点灯、烧香、上供。旧时，人们把这种仪式叫做“引田龙”。这一天，家家户户还要吃面条、炸油糕、爆玉米花，比作为“挑龙头”、“吃龙胆”、“金豆开花，龙王升天，兴云布雨，五谷丰登”，以示吉庆。
明代已见此俗。沈榜《宛署杂记》记载：“宛人呼二月二为龙抬头。乡民用灰自门外委婉布入宅厨，旋绕水缸，呼为引龙回。”明人于奕正、刘侗《帝京景物略》卷二，春场记载：“二月二曰龙抬头，煎元旦祭余饼，熏床炕，曰熏虫儿，谓引龙，虫不出也。”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极其崇高的地位，古时认为龙是天子的象征，是祥瑞之物，更是和风化雨的主宰。所以“二月二，龙抬头”这句谚语表示春季来临，万物复苏。蛰龙开始活动，预示一年的农事活动即将开始。
【二月二龙抬头的传说】农谚“二月二，龙抬头”，传说古时候关中地区久旱不雨，玉皇大帝命令东海小龙前去播雨。小龙贪玩，一头钻进河里不再出来。有个小伙子，到悬崖上采来了“降龙水”，搅浑河水。小龙从河中露出头来与小伙子较量，小龙被击败，只好播雨。其实，所谓“龙抬头”指的是经过冬眠，百虫开始苏醒。所以俗话说“二月二，龙抬头，蝎子、蜈蚣都露头。”
“二月二”还有一种说法叫春龙节。许慎的《说文解字》记载：“龙，鳞中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长能短，春分登天，秋分而潜渊。”这大概就是“春龙节”习俗的最早记载。
相传，武则天当了皇帝，玉帝便下令三年内不许向人间降雨。但司掌天河的玉龙不忍百姓受灾挨饿，偷偷降了一场大雨，玉帝得知后，将司掌天河的玉龙打下天宫，压在一座大山下面。山下还立了一块碑，上写道：龙王降雨犯天规，当受人间千秋罪。要想重登灵霄阁，除非金豆开花时。
人们为了拯救龙王，到处寻找开花的金豆。到了第二年二月初二这一天，人们正在翻晒金黄的玉米种子，猛然想起，这玉米就象金豆，炒开了花，不就是金豆开花吗？于是家家户户爆玉米花，并在院里设案焚香，供上“开花的金豆”，专让龙王和玉帝看见。龙王知道这是百姓在救它，就大声向玉帝喊到：“金豆开花了，放我出去！”玉帝一看人间家家户户院里金豆花开放，只好传谕，诏龙王回到天庭，继续给人间兴云布雨。
从此以后，民间形成了习惯，每到二月二这一天，人们就爆玉米花，也有炒豆的。大人小孩还念着：“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有的地方在院子里用灶灰撒成一个个大圆圈，将五谷杂粮放于中间，称作“打囤”或“填仓”。其意是预祝当年五谷丰登，仓囤盈满。节日时，各地也普遍把食品名称加上“龙”的头衔。吃水饺叫吃“龙耳”；吃春饼叫吃“龙鳞”；吃面条叫吃“龙须”；吃米饭叫吃“龙子”；吃馄饨叫吃“龙眼”。
这一天，其它习俗也很多，起床前，先念“二月二，龙抬头，龙不抬头我抬头。”起床后还要打着灯笼照房梁，边照边念：“二月二照房梁，蝎子蜈蚣无处藏。”有的地方妇女不动针线，怕伤了龙的眼睛；有的地方停止洗衣服，怕伤了龙皮，等等。
从科学角度看，农历二月初二还是“惊蛰”前后，大地开始解冻，天气逐渐转暖，农民告别农闲，开始下地劳作了。所以，古时把“二月二”又叫做“上二日”。因此，盛行于我国民间的春龙节，在古时又称“春耕节”。据说，这一天如果还没有醒的话，那轰轰隆隆的雷声就要来呼唤它了“正月里，不剃头；正月里剃头死舅舅。”这首民谣，传唱了三百六十多年，岁月早已朦胧了原来的意思，倒给九州大地上的剃头师傅们，每年一个月的“年休假”。时至今日，大多数人依然恪守着正月不进理发馆的习俗。其实，这首民谣根本不是对人们正月剃头就一定会死舅舅的预言，而是在用“正月不剃头——思旧”这一无奈，去咒骂满清政府用钢刀硬弩强行推广的“剃发令”。
满洲人早在入关以前，就使用了大量的汉人。且不说原先就生活在辽东大地上的汉人宁完我、范文程、鲍承先等人都是清代基本国策的草创者，就是明朝的兵部尚书洪承畴，明代的守边悍将、后被清王朝裂地封王的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哪一个不都是替满洲人攻城略地、开疆拓土的元勋，连清朝皇帝顺治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都自称：“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犹得一导者，吾安得不乐？”这时的清王朝，虽然已经统治了大半个中国，但西北的李自成，西南的张献忠，江南的朱明皇裔福王、鲁王、唐王、桂王，台湾的郑成功等都在称王称帝志在问鼎，清朝还须依靠这些归降的汉人去争夺天下。所以，顺治元年，小皇帝坐在紫禁城里称孤道寡时，颁发的一系列诏书中就有一道明确宣布“文臣衣冠暂从明制”
但仅一年之后，随着清兵势如破竹般击溃李自成、横扫江南消灭了明王朝的主要抵抗力量之后，由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代七岁的小皇帝顺治颁发了《剃发诏书》。诏曰：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划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乎，若不统一，终属二心。自发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为惜发争留，决不轻贷。
这是经朝廷文人粉墨整理后的诏书，实际上的“剃发令”比这血淋淋得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几乎一夜之间，全国的剃头挑子上都挂上了这样的警句。甚至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剃头师傅走街串巷的剃头挑子上，有一头还高高竖着根木棒，谁都知道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家什，剃头时挂上面镜子供顾客使用，游走时就是悬挂满洲人那张“剃头诏书”的旗杆。故此，在旧社会的游方手艺人中，理发匠常常被人们称为待诏，他们真的曾经“奉旨剃头”。
“剃发令”是清顺治二年六月颁发的。如果说这年六月前，江南各地对清军的抵抗，还大都是朱明王朝的正规部队，那么自这年六月之后，江浙一带有如星星之火的民军起义，就几乎全是人民群众对剃头梳辫的殊死抗争了。
嘉定，现属上海市，明清之际是江南的一大重镇。“剃发令”颁发后，明朝的左通政使侯峒曾和进士黄淳耀纠集了数万军民，誓死留发与城共存亡。清世袭罔替王爷勒克德浑亲自督战攻城，义军面对强敌死守孤城数日，不想天降大雨，偏巧明朝降将、吴淞总兵李成栋携带大炮助攻，雨过炮响，城墙多处坍塌，清军潮水般入城与无援的义军展开巷战，由朝杀至暮。侯峒曾携二子投水而死，黄淳耀自缢身亡，为虎作伥的李成栋居然下令屠城，两万余军民当即死在钢刀之下。这一天，是阴历七月初四。在随后的七月二十六日、八月十六日，嘉定城郊又有两路义兵誓死不剃发，李成栋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屠杀无辜百姓，全城大约二十万人，几乎被屠杀殆尽。这就是清初鼎鼎大名的暴行“嘉定三屠”。由于人们经常与顺治二年四月清兵在扬州连续烧杀抢掠的“扬州十日”相提并论，很多人，甚至我国著名小说家蔡东藩先生在他的名著《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中，都把清兵在嘉定的三次屠城，误解为连续三天的屠城。其实对全城百姓的三次屠杀，每次相隔约十几天，比一连三天的连续杀人，要来得更残酷，要杀得更彻底。
江阴，与扬州、嘉定这些江南重镇比起来，不过是一座小小的要塞，全城仅九万多人。被百姓们推举为守城统帅的既没有当朝一品大学士督师史可法的十万大军，又没有三品通政使侯峒曾的地位显赫，他不过是一位已经离任的典史阎应元。在明代，典史比九品还低，数未入流，严格地说，不能算官只是个吏。但这位阎典史，居然应全城百姓的重托，从百里之外的避居地华士山中潜回江阴，于二十四万清兵的大炮、强弩之下，担当起了九万平民百姓的指挥官。在随后的八十一天中，阎应元与全城百姓同仇敌忾，杀死敌军七万五千余人，其中三位王爷、十八位大将。阎典史几乎使用了三十六计中的所有计谋，诈降、设伏、火攻、草人借箭、装神弄鬼、声东击西、夜袭敌营、城头楚歌，居然连人体炸弹也用上了。阎应元招募自愿老者出城诈降，将炸药放在装银两的木桶夹层中，献纳时引燃导火索，几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与清军王爷一、上将三及三千将士玉石俱焚，清军不得不三军挂孝。破城之日，阎应元身中数箭投水自尽，被清兵拉出水面后刺断胫骨令其下跪，他倒地后膝盖不弯直至气绝。有人统计，江阴小城，城内被屠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被杀者七万五千余众，江阴遗民仅五十三人躲在寺观塔上保全了性命。阎应元临终前一日，在江阴城楼上留有一首绝命联，说的就是“留发不留头的”夙愿：
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十万人同心守城，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如果说，武将在战场上，尽管面对的是绝对强大的敌手，但尚可以刀兵相见，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有赚头，死得激烈，而文臣一旦被俘，就只能听凭对方宰割，那则是死得悲壮了。“剃发令”颁发之时，南明小朝廷的使臣、兵部左侍郎（副部长）左懋第正羁居在北京太医院。随员艾大选怕死，遵旨剃发梳起了大辫子，左懋第将其乱棍打死。摄政王多尔衮听说后，派左懋第已经降清的弟弟左懋泰去诘责，左懋第明知故问：“你是满清降官，怎么敢冒称是我左家的人呢？”随之将其骂出馆舍。多尔衮大怒，亲自提审。当问道：“你为何不肯剃头？”左懋第的回答掷地有声：“头可断，发不可断！”多尔衮居然违背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惯例将左懋第杀害。
明大学士、临桂伯瞿式耜与兵部侍郎张同敞一同被俘，清兵统帅正是大明降将孔有德，孔自恃为孔子后裔进行劝降，瞿式耜、张同敞勃然大怒：“你乃毛文龙家走狗，递手本，倒夜壶，安得冒托先圣后裔？”孔有德被骂得羞愧难当，他将两人分别关押下狱，并私下里允其剃发为僧。两人不以为意，一连四十余日，每天赋诗唱和，大骂清廷。直到临刑之日，瞿式耜犹端正衣冠，南面而拜，张同敞被杀后，则直立不倒，头颅落地尚猛跳三下。瞿、张二人和唱之诗不下几十首，其中一首唱道：
从容待死与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张。
三百年来恩泽灭，头丝犹带满天香。
而与之成为鲜明对照的，是那些被汉人骂为“汉奸”又被满洲皇帝称为“贰臣”的高官厚禄者。明天启年间进士、翰林院侍读孙之獬，降清后被授礼部侍郎，是在朝第一个剃发留辫、衣冠满服的汉大臣。当时“剃发令”未下，上朝满、汉大臣各自妆束分别而立，孙之獬上朝后站在汉大臣一边，汉大臣骂他沐猴而冠不准他入列；他又站到满大臣一边，满大臣也笑他不伦不类赶他出列，弄得他尴尬万分。后他被清廷夺官还乡。顺治四年，义军攻破他的家乡淄川城，将他的发辫割下来，将缕缕青丝栽入他的头皮游街示众，万般羞侮后将其处死。
可以说，终清一代，满汉畛域从未弭平，但满族人能以二十几万人口统治中国二百八十多年，在大政策上有很多是高过朱明王朝的。从清初撤辽饷、练饷、剿饷到康乾盛世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不再修葺长城到平定准噶尔、收复台湾和中俄雅布萨之战，满族人都是站在大中华的立场上为君为国的，直至最后牺牲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而融入了中华大家庭。偏偏在相对语言、文字而次要得多的剃发和衣冠上，满族人固执得非要为自己埋下灭亡的种子。
明代崇祯年间进士陈名夏，入翰林后官至明代都察院户、兵二科都给事中，李闯王入京他投降农民军，大清兵入关，他再拜在睿亲王多尔衮的帐下，被封为清朝的吏部尚书（部长），授弘文院大学士，进少保兼太子太保。这位朝三暮四的三朝叛臣，在人品上比孙之獬还要卑劣，但他偏偏看出了清代强行剃发和推行满洲服饰的可怕后果。顺治十一年，陈名夏被弹劾处死，其罪状数款均难查实，惟有一条“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他自己供认不讳。陈名夏一生狡狯，惟此一句心里话，却断送了自己的身家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