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辅申时行为什么要改变张居正的变革？
张居正是极为难得的治世良臣，他实施的改革，于国于民都获益匪浅。正是他在实施“考成法”裁冗官核吏治的同时，又实施了“一条鞭”法等新的制度，为国家储备了大量的金银与粮食，支撑了朱明王朝的最后60年，故明末有人说他是“救时宰相”。但张居正下场并不好。尽管他生前享尽荣华，死后不久却满门查抄，长子自缢身亡，三子自杀未遂，家眷十数人饿死，部下皆被裁撤职务，正所谓“身后一败涂地”。张居正改革为什么会出现“人在政在，人亡政息”的局面呢？原因在于用人有得有失。
一、“考成法”为改革成功提供组织保障
张居正自己曾说：“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否则,吏风不正,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整顿吏治，就在于治理三个字：一曰贪，张居正深知贪乃万恶之源，更清楚当时官吏贪污的具体情形；二曰散，当时京城十八大衙门，全国府郡州县，都是政令不一各行其是，六部咨文下发各地，只是徒具形式而已，没有人认真督办，也没有人去贯彻执行，一个“散”字让朝庭威权形同虚设；三曰懈，百官忙于应酬，忙于攀龙附凤，忙于拉帮结派，忙于游山玩水吟风弄月，忙于吟诗作画寻花问柳，唯一不忙的，就是自己主持的政务，张居正深知“懈”之害实可将大明天江山变成一盘散沙。
张居正既清楚当时的现实状况，也懂得吸取历朝历代的历史教训。他知道宋朝王安石变法失败在于急着为国家聚财而没有“核吏治”；明朝正德、嘉靖年间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也是吏治腐败所致。因此，张居正做首辅大臣后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于万历元年(1573年)提出“考成法”。该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罢免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选用并提拔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为推行新法做了组织准备。
张居正实施“考成法”的目的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考成法”的施行,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史称“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张居正恰是在获得“考成法”这一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后，再运用这个工具去推行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使新法一以贯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考成法”让不能干事和不会干事的庸官“下课”，让“干吏”放开手脚做事而不是整日夸夸其谈坐而论道，这对于整饬官僚主义就很有效用。张居正所启用的部院大臣以及各镇总兵，如工部尚书（水利专家）潘季驯，户部尚书（财政专家）王国光、梁梦龙，刑部尚书（法律专家）王之诰，蓟镇总兵戚继光，辽东总兵李成梁等等，都是有明一代的杰出人物。在实施“考成法”时，张居正也很注意取用人才的灵活性（比如为了继续获得大内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支持，一口答应把一个淮运总督的肥差让一个因贪污被查处靠行贿又妄想爬起来的胡自皋。他说：“为了惩治一百个贪官，你起用一个大贪官，你干不干？”）正因为张居正取用了一批精英共同管理国家，推行改革，才产生了名垂后世的“万历十年之治”。这一点，即便是张居正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他是善于用人的治国之才。
二、“人亡政息”的关键原因是选错了接班人
历史发展本有其内在规律，所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大明王朝发展到末路的时候，没有谁有“回天之术”能让封建王朝摆脱灭顶之灾。也许这就是封建王朝的“周期率”！张居正是“救时”宰相而不是“救世”宰相，他救得了大明王朝“一时”但决不可能救其“一世”。1582年6月，张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对派开始疯狂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攻击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他们下令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张居正的长子被逼自杀，其他家属也惨遭迫害。张居正改革“人在政在，人亡政息”的客观原因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所至；但其主观原因却最能给我们深刻启示。在我看来造成张居正改革“人在政在，人亡政息”悲剧的主观原因有四：
一是封建社会变法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帝王的态度。张居正新法成功正在于万历皇帝对他弟子般的尊崇和支持，但“功高震主”势必导致身后万历皇帝对其不满；他死后被抄家的悲剧正是皇权所致。
二是张居正损害了某些集团的既得利益，尤其是文官集团。这些人在张居正身前迫于权势无可奈何，只能等其死后伺机反扑。
三是张居正本人的作风问题。在世人眼中，张居正是一个为国为民的道德君子；但在历史学家眼中，张居正的作风是有问题的。哪怕是极力推崇张居正的作家熊召政也说：“张居正腐化但不腐败”。接受戚继光用军费购买的绝色美女(据说还是异族)说明张居正好色，张居正的父亲颇为贪赃，两个儿子同年中状元、探花让人感到有科场舞弊之嫌……变革者为国家社稷谋福祉，欲赢得“身前身后名”，就要放弃俗人的钱色之好，还要管住身边的人不要“惹事”，没有个人操守的变革者难免“身与名俱灭”。既得利益集团对人品正直如王安石者尚要鸡蛋里挑骨头，像张居正这样己不正者，“骨头”肯定多，能有好下场吗？对一个凡人来说，修身正己都很重要，何况推动历史前进的改革家呢？
四是张居者选错了接班人，这也是最直接最关键的原因。张居正改革能成功关键在于他在世时善于用人；他离世后身败名裂也与其选错了接班人有关。人治社会，所谓“不拘一格降人才”只能是一种理想。明朝官员，基本上都是先有功名，后有官禄。人才库是既定的，没有选择的余地。张居正只能从他见过的、用过的人中去选人，也就是在同学、同事、同乡中选择。他生前起用了一批得力的改革派，其善用文官武将的佳誉已经载入史册。但在用人方面张居正唯一也是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及时物色一个能肩担重任的后继者。他并非是没有深谋远虑之人，但刚愎自用，偏听偏信，使其自蔽视听，不能客观地考察人选。更使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当58岁精力犹旺之时，一场宿疾痔疮的复发，三个月即告病危。弥留之际，仓促接受司礼太监冯保的建议，保举原礼部尚书潘晟入阁，潘本是平庸之辈，还未上任即遭弹劾而辞职，继任者是一向受到张居正垂青的张四维，此人家资万贯，倜傥有才，但品行素来不端，他攀附权势，曲意奉承，极尽逢迎拍马之能事。一朝大权在握张四维立即转向，起用一批被张居正罢职的官员。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的李植，就出自张四维的门下。申时行也是张居正的助手，他以一手漂亮的文字博得张居正的欢心，于万历六年入阁，协理政务。但他的为人正如明末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的评价:“柔而多欲”，是个貌似宽厚，实则利欲薰心的伪君子。张四维回乡奔丧，申时行继任首辅后，亲自拟旨加害张居正“诬蔑亲藩”、“专权乱政”、“谋国不忠”等几大罪状。在申时行主政期间，一切新政全都报废。如果没有这样的两面派和伪君子窃居要职，推波助澜，新政尚可延续时日。张居正英明一世，却毁于偏好奉迎，没有洞察埋伏在身边的异己分子，以致祸发萧墙，人亡政息。
三、悲剧不只为张居正一人上演
张居正熟读经书史籍，对历代改革家的厄运并非无动于衷，他晚年“亦自知身后必不保”，但仍然矢志不移推行改革，唱响了一曲轰轰烈烈的英雄悲歌，这充分表现出张居正的坚强意志和自我献身的精神。但张居正“人亡政息”的悲剧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朱明王朝的悲剧。
在张居正执政期间，广大农民迫于生计揭竿起义的事从未发生。对待老百姓，张居正施的是仁政，对官员、清流等利益集团，他施的却是苛政。这正是张居正的可贵之处，亦是祸机引发之处。作为一名改革家，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卓有成效的一个，可是作为一个人，他却是一个失败者。有人把张居正遭人痛恨的原因归根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此说有理！但仔细一想，张居正若不这样做，改革又怎么能获得成功？面对百弊丛生的政治局面，一个有志于革除弊政廓清浊气的政治家，如果没有赴汤蹈火的勇气，就不可能扭转乾坤。一种制度、一种风气一旦形成社会主流，要想改变它何其艰难。而张居正从事的改革，正是要改变社会，这就注定了他要同社会主流的代表者文官集团作对。 张居正一死，包括其弟子万历皇帝在内的“反张派”只差没有对张居正开棺鞭尸了，大明王朝再无人敢提张居正的名字。但有趣的是：在张居正去世半个世纪之后，对崇祯皇帝提出建议要给张居正平反昭雪的，竟是在“夺情事件”中被张居正迫害打断双腿、终生残疾的邹元标（万历5年，张居正之父去世，在百善孝为先的朱明王朝，张居正无疑要回家奔丧守孝。但此刻改革已进入“白热化”阶段，进一步则成，退一步则败。张居正在万般无奈之下，经皇帝同意没有回家奔丧，受到许多大臣的指责，甚至为当时老百姓所不能容忍，此谓“夺情事件”）。邹元标因指责张居正“不孝”被廷杖后，长期流放贵州，直到张居正死后才平反回京。此人是万历之后晚明的重要人物，亦是东林党的精神领袖，崇祯时期，已80多岁，领御左都御史。他看到大明天下在张居正死后竟如此迅速地土崩鱼烂，这才反思张居正的种种改革实乃是挽救大明政权的救世良方，因此提出给张居正平反。崇祯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恢复了张居正的封号与名誉，但这一切已为时太晚。没过几年，明王朝便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如果张居正的改革后继有人，崇祯皇帝或许不会落得吊死树下的结果，朱明王朝或许还可苟延残喘几年，或许清兵不会入关……太多的“或许”让后人明白悲剧并非张居正一个人的。 张居正治国，人称是“有才有识，故能担荷宇宙，勿徒以权臣相拟。”风云际会中形成他刚毅、深沉、傲然、机警的品格，在改革中充分展示了他卓而不群的风采。然而，他骄横、专断、偏狭，喜奢华，且好听阿谀奉承之词，致使他用人选才失误，加速新政的破灭。可以说，张居正的失败也是他的成功招致的必然结果，这或许是封建专制主义时代改革家很难幸免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