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鼎铭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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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李鼎铭（1881—1947）陕西米脂人，少年时期勤奋攻读经史，兼学中医，后考取廪生。辛亥革命时，他积极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提倡放足、剪发、禁赌，破除封建迷信。曾任国民党米脂县一个区的“肃反委员会”主任。对共产党主张的社会主义他开始时并不认同，后经他的儿子、共产党员李立果的影响、说服和研读社会主义书籍，并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比较，他发现共产党胸怀坦荡，以民族大业为重，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从而对共产党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
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开幕了。在这次会议上，李鼎铭当选为副议长（后经毛主席提名，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李老先生拄着拐杖登上主席台，从容不迫地发表演说，讲自己思想认识的转变过程，还就党内外团结问题和如何克服边区所遇到的严重经济困难，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就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
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根据地最艰苦困难的时期，如何度过难关、克服财政经济上的困难，是当时我们党和政府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李鼎铭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对此进行了深深的思考，他经过与几位参议员商量酝酿，向大会提交了这一提案，提案总的原则是：“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官僚主义”。
这一提案提出后，立刻引起了很大反响，正值抗日救国紧急关头，敌人以大量兵力向我们进攻，此时精兵简政，岂不是自己束手就擒？一些议员提出质疑。但毛泽东却认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良药。”毛泽东在事先批阅各项提案时，就已注意到了李鼎铭的这一提案，他把重要的段落用红笔圈就并摘录在本子上，还加上了批语。
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大多数议员改变了看法，认为“精兵简政”的提案，对于及时解决边区财政经济困难，不但适时中肯，而且具有远见卓识，可称得上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18日，李鼎铭的这一提案以165票的高票数获得通过，决议“交政府速办”。
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这是在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和休养生息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毛泽东在1942年9月7日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说：“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精兵简政”政策成为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对坚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1947年12月11日，著名开明绅士李鼎铭在陕西绥德病逝。李鼎铭先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参加根据地政权建设工作，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提出稍兵简政的意见，为中国共产党接受。
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闻名遐迩的陕北爱国民主人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以他建言“精兵简政”的远见卓识而名垂中国近代史册。从1941年11月至1947年12月病逝，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任上，作出了多方面贡献，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获得了边区人民的敬仰和爱戴，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李鼎铭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困难时期，毅然走上与中国共产党休戚与共、携手合作的革命道路，充分体现了他深明大义的爱国情怀，追求真理、胸怀坦荡的高尚品格。李鼎铭既是精兵简政政策的首倡者也是直接领导者和认真执行者。他关于精兵简政的思想早在米脂县参议会议长任上时就产生了。针对边区政府“头大脚小”的状况，他认为为兼顾军政民三方面，除生产、经商外，还应裁弱减臃，提高军队质量和政府效能。他不顾非议大胆提出精兵简政提案，并以高票获得通过，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成为抗日根据地克服困难的十大政策之一。
李鼎铭为巩固边区三三制政权发挥了特殊作用，作出了特殊贡献。通过参加三三制政权，李鼎铭的政治思想、精神境界得到升华。在不断认识三三制重要作用的实践中，李鼎铭提出了“三三制精神”这一概念，对三三制的理解进一步深化。三三制精神主要包括照顾各方、顾全大局、自我批评和善于协商的精神，概括起来就是精诚团结民主合作。三三制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厉行民主政治，建立健全政权组织结构上的监督机制的成功尝试，也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与代表性在政权建设上的完美体现。
李鼎铭有着深刻的学术思想和丰厚的学术成就。1916年，他就编写过蒙古历史教科书，赞扬蒙古族的历史贡献，倡导民族平等思想。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期间，他还致力于中国哲学研究。1943年撰写出《中国哲学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一书，这部书凝结着李鼎铭一生的研究心得和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智慧的独特见解。他以解决社会问题作为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努力用马列主义科学历史观探讨民族兴旺发达的正确途径，提出了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价值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并把它提高到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