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衰败的原因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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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清王朝衰败之我见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军入关一直到辛亥革命的胜利，清王朝延续了二百多年的历程。在这二百多年的历史中，清朝有其重要的传统文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从康熙皇帝开始，废三藩、平叛乱、定北疆、清朝政，稳固了大清的政权，社会局势安定下来，经济获得充分的发展，社会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国力空前强盛。到雍正时期，经济继续稳步向前发展，在商品化的经济往来中，资本主义萌芽正缓慢地发展。但是这时仍是以家庭为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1]。乾隆时期，清朝国力达到了最强盛的时期，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的繁荣景象。但乾隆统治晚期，也是清朝国力下滑的起点。
乾隆后期，清王朝的衰败向来被理解为中央集权的衰微和地方总督权力的扩大。这时期清王朝衰败的形象反映为政府官员的敲诈盘剥、追求私利和腐败无能，所有这些都促进了群众性的叛乱活动。那么，清王朝的康乾盛世的景象为什么一下会造成这种衰败的局面呢？其根本原因就是腐朽的封建制度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这种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但是，清王朝衰败的原因还有很多，如：嘉庆皇帝即位之初，重要的大事是铲除和珅一派的势力。除此之外，还面临着一个更重要的困难，这就是清代官僚政治的组织能力所完全不能解决的潜在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其中的中心问题就是资源与人口的比例失调。
人口的压力及其后果
不言而喻，晚清和近代中国社会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人口的增长。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白莲教起义时为止，这一长时期的国内和平阶段中，中国的人口翻了一倍多，从一亿五千万增加到了三亿多。仅在1779年到1850年间，人口就增长了35.6%。所以在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前夕人口已达到四亿三千万左右[2]。
从明代以来，中国人口增长的比例就已被食品生产所赶上。由于各地区之间的移民，又由于在新开发的土地上种植从美洲移植过来的新食品——甜薯、玉米和花生。因而，新垦植土地面积的增加使得增长的人口能够投入生产，更多的人口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力可用于双季稻的精耕细作之中。这种耕作制度在18世纪末就已经明显地开始感到了它的报酬在减少。因为这时在水利上增加人力的效益似乎已经达到了它的顶点。更重要的是，人口对于土地的压力是非常明显的，在一些边远地区的人口也呈现饱和状态。例如：富饶的四川盆地在18世纪就吸收了大量的外来移民，早已人满为患。在多山的湖南西部，外来移民在1795年与当地的苗族爆发了严重的冲突。广西的河谷地带是广东东部客家在18世纪移民的地方，这里的土地竞争也很激烈。
清朝中后期人口的增长，这是由清代社会和制度的特点决定的。如果说人口的增长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最终是毁灭性的，那么，它对政治制度的影响也同样严重。在这时期政治生活中，各级官吏激烈地进行竞争，以谋求升迁和保全官职。这样就使人员流动升迁的正常机制落后于人口的增长这一事实。另一方面，文化人的生产过剩，不论是政府公职的法定数额，也不论科举的名额，都没有按照人口的增长速度而增长。另外，清代实行捐监制度，即为荣誉学衔和实授公职举办捐纳，政府不断地用这种办法开辟财源。但捐纳制度显然不能充分地满足人们希望得到这种优越社会地位的日益增多的需要，出售功名和官阶使适合做官条件的人数增加。因而实际上加剧了对有限官职数量的压力，这在某种意义上就突出了仕途升迁道路显然不足的状况[3]。
这样，官吏中普遍存在着冗员闲官，政府机构行政效率低下，原来一人做的事，现在需很多人去做。如果这一估算大致不差的话，吏役阶层在18世纪时期大大地繁衍了[4]。
人口的大量增长，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人均土地面积的减少，资源短缺，同时，人们为了谋求生计，他们不得不寻找出路，这样就给政府部门带来了很大压力。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就可能造成社会动乱乃至农民起义。如果政府机关要解决这些人口过剩问题就要分担出一部财力、物力、人力。而政府本身冗员充斥，这样，政府就会越来越腐败，以致于清王朝日益衰败。
教育制度与社会晋升之路
清代的晋升之路主要是教育和文官考试制度。明代多数的教育机构都是私人办的，到清代这些机构逐渐变成官方的教育机构，到雍正时，一系列的书院受政府之命建立起来，由国家给予支持，在这种教育体制下，越来越多的有才能有见识的人开始对这种教育体制产生了热情。一方面，地方书院建立后，学生可以离开本乡本土求学，这无疑在更多的人口中培养了上进发迹的愿望。起初，这种教育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学生人数增多了，学术空气更加浓厚，思想界的气氛活跃起来。但是不久，这种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暴露出来，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存在庇护制。官官相护，而靠真才实学的中举之人往往无官可做，甚至闲置。同时越来越多的生员，他们在低级科举考试中中了榜，但在攀登高级考试时因名额有限而被摈弃[5]。其原因就是这种庇护制。这种庇护制有它传统的社会关系根源，这种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亲属关系和同乡关系。在学界和官场上，教育和考试制度也维系着同样的庇护人和被庇护人的关系。在这里，上级就是先生，下级就是学生。先生不仅包括学校中的先生，也包括政府官员，即考试与会试中的主考官以及各省的提学。在非私人的制度中挽进私人关系，这一趋势在社会交往中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这种趋势在行政和公务中被认为是发挥效率的潜在障碍，而从最坏的方面说它被视为腐化的根源。当然，这种关系是中国官场的通病。从根本上剔除这些是不可能的，所以，最重要的是如何把它们限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而不是制止它。
19世纪是教育腐败的时代，这正是因为它与官场风气联系太紧的缘故。由于老师是庇护人，而门生是被庇护人，也就明显地包含有政治义务在内。当然，政治关系的确立可以通过向要得到其恩宠的人送礼，并自称为其“门生”的方式，达到自己在仕途上成功的目的。所以，教育体制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严重阻碍了正常的官员晋升之路，真正有才能的能胜任某一定官职的人不能到位，而一些靠捐监或庇护制得来官职的人久居高位。久而久之，致使学界和官场日益腐化堕落，政治也越来越黑暗。
货币制度与税收制度
19世纪初年，庇护制体系泛滥的影响是随处可见的。这个体系的润滑油是钱，其结果导致各级官库乃至国库出现亏累。亏欠问题在19世纪20年代是使官吏们全神贯注的当务之急[6]。
由于各级官吏的贪污腐化，堕落成风，造成了国库的亏空。在当时庇护制的情况下，官吏们不会因为帐务亏累而受到处分。特别是在和珅集团倒台后，各级官吏为了弥补自身的亏空，加紧了对人民更大的剥削。县官们寻求各种途径搜刮百姓的钱财，设法弥补他们的财政赤字。巡抚削减县官们的“养廉”来弥补自己的亏空。这样层层的剥削和克扣，最终把所有的财政负担转嫁给了广大的人民百姓。而清代的税收制度更加适应了这种剥削制度。虽然说每个省区必须上缴给中央的税收已经固定，但地方政府中的开销征课的附加税已经制度化，并且变成了税收制度的无限制的扩张部分。这种附加税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我们都知道，从明代以来，就已经广泛实行把租谷和劳务折算成银两的办法。这种趋势意味着，实际的税率很容易被官方所操纵。因为他们只要把折合比例变得有利于收税者而不利于纳税者就行了。通过这种操纵，人们交付的赋税要比原来正常交纳的定额高出好几倍。另外，不少官吏通过操纵价格和换算比例，低价收购谷物，以弥补仓库中的亏损。[7]
在当时的货币经济的条件下，这种非常规的敲诈勒索行为日益盛行，原因之一就是农民非常支持它。那么为什么说农民支持它呢？主要是因为农民以种地为生，而当时谷物的价格长期上涨。当时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中长期处于出超地位，白银大量流入内地，造成谷物等农产品的价格长期上涨。这就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农民获得的收入足能够支付得起日益增加的税收。所以，官吏们操纵着税收比率和低价收购谷物弥补库亏的现象日益流行，长达几十年。然而，价格上涨的这种现象是不可能一直持续的。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时的农产品价格又开始下降了——当然这种价格的下跌也跟白银的输入有关。在那种历史时期，中外贸易已经开始有鸦片的输入，白银大量流出国外。这种收支不平衡迅速地破坏了税收和商业。银和铜的比价中，银的价值迅速上升。这使几乎所有社会集团都身受其害，惟独一些投机、兑换商人和高利贷者除外，因为农民用铜钱或谷物交纳赋税，但官吏上缴时用的是银两。所以，实际的税率取决于需要多少铜钱或谷物折算成定额的银两数目。由于白银越来越稀少，因而它与其他货物相比就贵了起来，结果使实际的税率上涨，从而使小土地所有者陷于绝境。在这种另人绝望的情况下，农民简直没有办法能够交足银两定额及其附加税。由于人民缺乏通货和实际税率上升的反应，于是在19世纪40年代爆发了大规模的抗税运动。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抗税的形式多种多样，从打官司、集体请愿到暴力行为，无所不有。骚动有时导致公开造反，甚至占据城市。但这些抗税运动都没有用反清作为其运动的口号，在当时货币混乱的情况下，这种抗税运动的目标是模糊的，因其领导人是一些地方的生员、监生等地方小名流。他们的倾向性取决于现存的国家制度。所以，他们的政治观点是矛盾的。因此，这些运动没有产生过持久的抗议传统。但是，他们进一步分裂地方社会，加深了人民对清代官僚政治的憎恨，增加清王朝衰败的因素。
漕运的危机
漕运是清政府京师粮食供应的重要来源之一，它有着专门的制度和主管部门。它的最高长官称为“漕运总督”，漕运总督之下设省一级的漕官，担负漕米之省各设一人。这些漕官直接向漕运总督负责，漕官则监管征集漕米的工作，其人员大部分为非官制人员，他们中的多数由居住在运河边的世袭船户“旗丁”所组成。漕运这个庞大的体系是这样运行的：各省的漕官负责在各省内征集粮米，在漕运总督的监控下，由这些“旗丁”沿着京杭大运河运回京师，以供应京师粮食之需。
漕运这一体系关系着京师乃至中国北部人口粮食的充裕与亏空。如果漕运不及时，京师就会出现粮食危机，时间拖延一长，就会出现大规模的粮食暴动。所以，漕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漕运这一关系着国家命脉的体系在晚清时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在嘉庆时代，这个庞大的漕米机构内部，各级组织人员人浮于事。尤其是“旗丁”阶层，原来是世袭船户，一种非正式的官员，他们依靠这种职业，领取固定的收入。由于他们人数的增加，“旗丁”阶层中的许多人不能领取他们的合法的、赖以生存的世袭田地[8]。此外，漕运制度越来越依赖被称为“水手”的那种被雇佣的游民劳动阶层。这些人取代了曾经作为漕运制度支柱的“旗丁”，他们需要在自己的工钱之外索取租米中的自己的一份小费。在嘉庆时代，“水手”人数增加了两倍多，同时，官场中又有许多靠庇护制候补官员聚集于这一体系领取薪饷。所以，这一切引起了粮价费用的增加，加剧了粮民的负担。它的一个结果是漕米逐渐的商品化，因为，地方官吏被迫从一些私商手中以高价购买稻米，来弥补他们的定额。而各级官吏层层贪污，从而使一次漕运的费用大大增加[9]。
在1803年之后，漕运制度已露出千疮百口的苗头，于是有人提出使用海运来代替漕运。出现这一提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客观原因：就是运河体系的自然困难条件，这种自然困难来自严重的土壤侵蚀和华北平原定期泛滥所引起的泥砂。到十八世纪末，黄河河床提高到了危险的高度，威胁着岸堤，结果使黄河在1853年发生了改道。黄河多年的淤泥改变了运河的蓄水状况。致使黄河渡口的积砂和整个运河的河床本身无法调节水位。时间一长，势必诱发洪水灾害。这不仅影响了漕运，而且也威胁了京师的粮食供应。虽然，政府每年都大量拨款治理河道，但是，只有一小部分是做了正经用途，其余全部落入私人腰包。
这样的关系这国家命运的漕运体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清政府真正衰败了。
综上所述，清王朝由盛而衰是历史的必然，其衰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当时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正当清王朝衰败之际，西方的欧美工业国家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商品经济的足迹已经进入了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的萌芽在中国已经有缓慢的发展，而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受不起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乾嘉时期，清政府正当人口最多的时期，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日益暴露。人口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后果势必会酿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另一方面，学术界和官场中，日益腐败，贪污成风，在庇护制的保护下的晋升之路已被阻塞，使真正有才识的人不能真正地报效国家。这样，摈弃了大量对国家发展有用的人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使人们丧失了报效国家的信心。而清统治者虽然也为缓解社会危机作出了一些改革，如嘉庆改革，但其成效微乎其微。改革成绩甚微更加助长了一些官员的贪污腐败的气焰。鸦片的输入、白银的外流、漕运的危机、货币制度与税收制度的混乱，各地的农民起义不断发生，这都是对清王朝的发展不利的。清政府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遏制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的发展，使中国更加封闭，以致于夜郎自大的清王朝看不到西方国家先进的东西，酿成以后战争中不断地挨打的局面。所有这一切交织在一起，使清王朝发生了急剧的转变，由原来的盛世的景象迅速地转到衰败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