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 与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属于行政管理范围吗?
是属于行政管理范围请看范先生的文章：遵循WTO“透明度”原则下的行政权整合
范一丁
有关政治的法治化困结，在WTO规则“主要是行政法上的规则”（1）的对接要求下，使原有的行政行为对自身限制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和迫切需要解决。“无法律即无行政”的要求（2），与有法律而不依法行政，以及甚至有行政而无法律的现状的差距，使观念在现实基础上的转变当然是困难的，然而同时应该发生的是现实基础在观念上的差距变化虽然存在必经过程，但十分的努力以求改变是必然的。现在加入WTO已完成的现实形势会不会形成一种强力的催化已不是讨论的问题，而是这种改变的必然已是刻不容缓，因此，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应该是首先找到解决这种差距的最主要表现形式，从而在规则上完成对接，而不能等待观念的变化（已无必要）。其中对于“透明度”原则而言，是首当其冲的，也就是WTO做为“行政法上的规则”的最主要手段之一，就是为达到在国际贸易间建立一个可预测的和自由经济和法律环境的目的，要求各成员国在贸易管理方面达到一定的透明度。这对于我国现有行政管理体制而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一原则所存的内在的实质性要求，不是在于“办一个官方刊物公布制定的法律、法规”这样容易办的事，而是在于我国现有行政管理方式多是采取易变的、零散的、多样的手段，其中多数是以不公开的文件指示、批文、甚至口头命令等方式进行的，这一套管理方式的“灵活性”的难以捉摸，是行政权力尚未完成自我约束的规范性的表现，也就是政治的法治化尚未形成，因此，困难和必须尽快解决问题都是客观的。当然，对本文而言，仅旨在找出差距和试求解决上做出探讨。
一、透明度与权力制约
凯尔森说：“政治权力就是被承认为法律的强制性秩序的实效”。（3）但这种强制性秩序尚未完整下的效果，就可能是政治权力在漏缺和不规则状况下的任意所为，而最基本宪政制度确立的权力的权威即使是在这种状况下同样是不容否认的，其强制性的不容置疑所致的破坏性（对法律秩序），是严重的。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此，而是在于即便是在法律规则的范围内，仍然普遍存在的权力对法律规则的背离，这当然可以从对规则实行的程序制约上寻找原因，但事实上，权力被制约是可能的话，只能来自于权力本身，即权力的分立所形成的互相牵制，以及权力分配均衡所形成的互相遏制。那么，关于法律的权威和权力的权威是谁体现了谁？凯尔森认为不存在这样两个“分立的本体存在”，它们应该是统一的，即只有“法律秩序”存在。（4）但“法律秩序”的强制执行者，“在单一制国家，行政权归属国家”，即“国家行政机关”，这也就是川岛武宜所说的：“在社会的结构之中，法律命题是为政治权力所支配着的。”（5）政治权力所确定的法律命题必须做到相对的稳定不变才能形成“法律秩序”，才能以这种秩序反过来规范权力的行使，这似乎是这两个“分立的本体存在”被消除背反的求解，但实际的情况则更应认识到它的“背反”是矛盾存在的普遍性的体现，而这种矛盾在特殊性上应该体现的是我国现实社会政治体制和法治情况条件的矛盾的对立性要大于其统一性的客观表现。 WTO有关透明度原则的要求中对法律、法规、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定的“公布”看似简单，但在事实上做起来很难，因为若干政策、文件、指示、批示、命令、通知等，做为行政权力的行使方式，是难以公开的，但却是在一定范围内体现权力而优于法律的。而对于WTO有关透明度原则的第二项要求，即对公布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定要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执行，是指在程序上的统一， 则涉及更大的难题。行政机关执法方式的不规范，滥用权力、渎职，以及不依法办事实际上正是目前存在的普遍问题，在实质上所体现的就是权力被行使中拥有权力的行为者如何避免权力可能带来的腐败问题。当然，在现有法治基础条上有关上述问题的解决必然涉及对权力的整合，其意谓是指在法律上对权力的建构的合理性和优化表现，既不能脱离现实，又必须适应与WTO有关规则对接的要求，这当然更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难题。
1、权力的透视
有关政治权力在法律规则层面之下的作用，实际上是权力不被透视所致，但WTO的透明度原则所要坚持的宗旨，实质就是对权力行使的过程和结果坚持要求公开，没有统一规则的权力行使无疑是会行不通的。当然，在此前提下应该的探求是，既然法律规则的明确是公开的和有权威的，但是权力又如何能够在法律规则的表层下不受拘束？这在与WTO的规则接轨之前，至少是在权力范围内的基于相互利用的认可成为通行的规则，但透明度原则要求对权力通行的过程和结果公开，无疑是要求对权力的行使规则予以透视，这显然是有关于权力运行规则与法律规则必须同一的追求的一次机遇。《世界贸易组织马拉喀什协议》（1994年4月15日）第十六条第4款规定：“每一成员应保证其法律、规则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议中的义务相一致”。这是对接的要求，但这种要求是广泛并且具体的。广泛是指做为加入协议后义务的广泛，而具体则是指如“行政程序”上对义务体现的一致性，这事实上包含了上述若干权力行使中的具体结果对“行政程序”的影响，即影响其统一性和明确性。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关于解释第十七条的谅解”第二条要求：“各成员都应对其向货物贸易理事会通知的国营贸易企业的有关政策，结合谅解的规定进行审议。在审议中，各成员应注意在其通知中需有的尽可能的透明度，以使对所通知企业的经营方式及其经营活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行明确的评估。”有关“政策”的“透明度”要求，无疑是一种难度，因为在政策范围内的权力，则是更深一层次的规则潜在。因为至少从政策与法律的交合处而言，政策的规则无疑是在法律规则层面之下的另一层次。而对政策执行的规则更是一种深埋不公开的规则。因此，有关对权力透视的最理想结果是对权力行使的规则公开，而这往往是不可能达到的，但应有的结果起码应该是权力行使的每一结果的公开，这也是必然的要求。
（1）行政权力内容的界定。
对行政权力内容的界定实质上是对其予以有效限制的充分表现，因为只有体现其充实的内容，才能使其权力界定的边界变得清晰。此正如逻辑上关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关系一样，内容空洞的行政权设置，必然导致其 “管什么”的问题上随意性。WTO关于成员的定义是指“国家或在对外贸易关系以及本协议和多边贸易协议所规定的事务方面享有充分自主的单独关税区”（《世界贸易组织马拉喀什协议》第十二条第1款）。因此，国家履行协议的行为当然首先是一种行政行为，这种行为的代表性（对国家内社会公众利益而言）是强制性和受制约性的统一表现。其强制性是指对公众意志具有代表性的权力体现；而受制约性则是这种体现的可靠和内容充分的表现，即边界因受制约性的体现而使权力内容清晰充实。WTO关于关税减让、限制补贴、农产品的国内支持措施、政府服务计划、技术规章的制订、采用和实施、标准的制订、国民待遇和数量限制、反倾销、临时保障措施等，都是具体由国家的代表性决定的行政行为，这些行为的产生源自于行政权力的范围必须确定，否则会出现的不适应是：A、不能及时作出反应。因范围不确定而不能及时在贸易争端中作出反应，使其权力的代表性丧失从而消弱权力本身。如在对有关技术标准的制订、采用和实施上范围不确定或有范围而无内容（行业标准的落后是有范围而无职责确定内容空洞，甚至没有对新产品的行业标准却无责可究是范围划归不清）将导致在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设置面前无相应手段； B、导致错误的出现。在范围不明情况下的行政行为，容易产生越权或权力使用不到位，以及随意性的易变将使权力结构体系受到侵害。错误所致的损害后果应该是受到来自于外界的对抗性处罚和由自身不能正确主张权利（在权利的选择方向上）所受到的来自于内部的自伤。在这方面，一是现有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情况，也就是缺漏，如在补贴与反补贴，对国内产业的保障措施等方面，有做法而无明确的法律规定，这是与WTO的要求所不符的，并且，这些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行政行为的“范围”，就成为可为的“暗箱”，其易变的无规则将使对外争端发生时随时都可能成为失败的根源；二是相抵触的有关规定，在行政行为范围上所体现的混乱不清，在实际上必然导致错误。如《海关法》中有关海关估价与WTO的要求的必须有关于估价的程序，以及复议、起诉与明确规定不相符。这种不相符从表面上看是一种缺漏，但在实质上是现行做法与WTO的要求的相抵触。带来的后果只能是随时都会发生的对抗不利，施措不能；三是自相混乱，规则不一。如某些地方保护主义的规定因地因时而有所不同，中央规定和地方的某些变通规定的不统一，这些混乱是现有法律体系和行政规范体系内部产生的，这种混乱所导致的在有关行政行为范围上的不同圈界以及这种圈界之间互无关联与互相干扰相混合，必然使行政行为的相互干扰、阻碍出现相互否认，其行为后果也将成为市场竞争，贸易争端对抗中的不利根源。
（2）对行政权力制约的设定
行政权力对社会公众及公众利益最直接和持续的影响，可以说是很容易被经常感受的，其强制性特点所带来的强大必须要有制约，以及其富有的扩展性，“管理事务的扩展”的自发性，能“以最迅速的方式组织公务和对社会进行管理”（6）必然需要的对抗，都表明有关制约的对抗力和有效性将成为问题的实质。当然，法律设置的约束是最具体和明确的部份，行政机关依法办事的要求就是一种制约，这当然要求法律要有对制约性的设置，但是并非行政权力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来予以制约的，因为与法律相比，“政治占有主导地位”。“政治意识不等于法律意识。政治家可能会抛弃法律，不以法律的名义去解决政治问题”。（7）权力的自我约束，还是公众意志起支配作用是权力被制约的根本，是一个认识和作为中的普遍被思考的怪圈，先生鸡还是先生蛋的问题在此被提及是因为权力被公众意志所赋予和所决定，但一旦权力产生，它在行使中是独立的和带有强制力的，权力的这一特征决定了法律的制约首先要解决的是权力必须首先带头接收这种制约，而其它公众权的设置与权力的对抗要在法律强制力之外必须是有效的，首先是法律是不是有可能产生对权力的制约机制？其次是公众权的设置形成的对抗能够排除在权力的强制力之外吗？当然，在此所做的认识上的深入是一个疑难，不过，在具体和有效性上的探讨是一种对目标的渐近。这种渐近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立法权制约。无疑立法可以削弱，甚至消除某些行政权，但这在目前来看，仅仅是对具体的行政组织机构而言，在实质上只是对行政权力的转移，即由此一机构消弱后的权力，又被赋予另一机构。当然，也有对权力赋予中的限制，但这种限制又往往因为立法是行政机关提出，行政权对立法权的渗透的表现，在根本上是权力根据需要而设置法律，并非法律根据需要设置权力，因此，在立法上对权力的制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立法权的独立性，即人民代表大会制的立法权行使的独立性和行政组织立法权的独立性，必须与行政行为分开，其中有关于行政组织立法行为尤为突出和重要。“行政立法活动本质上当然不是行政机关的当然职权”。那么，立法者应该是“权力机关的授权”，（8）但这种“授权”所不能解决的仍是行政机关的自行立法，包括各级行政机构的地方性立法活动本身仍是在行政力的结构范围之内的问题，因此，有关行政权与“相对方之间行政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实现的“平衡论”，即庞德所说的“专断权力之一端与受限权力之另一端间达到平衡”，（9）能够达到的平衡设置，才是一种宪政秩序之具体所需
的实际。这种平衡所实现的制约的可能在于其设置对行政机关与相对方之间，以及行政机构之间关系中对对立和统一的矛盾认识，并能有效调控。具体表现是内部分权和外部分权。内部分权指在国家机关之间职能上的权力设置，应实现制约和平衡的分配，使其独立性和相互制约性有充分的体现。但是，在这一前提下的有关行政组织立法对行政机关自身而言，仍有一个自身不能完善自身的问题存在。那么，行政组织立法权的独立性应有充分的体现，就要在立法活动中使立法职权从行政职权中划分出来，这应该也是加入WTO后所带来的迫切需要解决的有关行政行为透明度问题解决的可能方式，即只有将立法权包括行政组织的立法权独立出来，才能更有效地做到统一性，行政机关自行制定的规章只能是其内部的约束行为，设立这样的独立立法机构应该是一个最新的问题。
公众权制约。公众权即私权领域的确切构建和保护，是有效防制权力侵入的措施，同时也是对权力的制约。行政权力的自行扩张本性必须遇有确切的阻碍时才能有效遏制，行政权力的相对方实际上就是公众权的保护对象，当然，公众权在实质应是指公众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统一，而后者则是公众对政治的参与权，这就包括民主政治条件下的公众行使权力的主要方式是对国家公务员的选举，选举权当然只是一种间接的权力，其真实性和有效性当然在于程序保证。此外，公众对行政权的行使的参予应当体现为对行政决策权的控制和监督，应当有公众参与决策的议事机构和渠道，并应赋予其否决权，这当然会对行政权的独立性和效率构成影响，但在平衡条件下的合理体现公众否决权（包括权限范围，适时运用，方式体现等），是会更有利于行政决策权的行使正确的。而公众对行政权行使的监督渠道，包括旁听，报道与传播，对行政机关决策、决定的事项、文件、资料、信息、情报等内容公开刊截，以及查阅，即允许公众对各级行政机关资料可组织查阅，（10）当然这些方式所体现的参与权和监督权只是一种外在的环境条件的制约和影响，虽然不能直接改变权力的行使方向和方式，但无疑可以使与此相抵触的权力行使受阻，从而不能形成其违反公意的完全损害后果，并将对改变、改善权力行使的方向和方式有着后续的作用。
执行权制约。执行权是行政权构成的核心部份，对执行权的确切定义以及其真实实现，是对行政权的真实合法、合规的体现。同时也应是对滥用权力有效制约的关键所在。执行权包括执法权和执行政策的权力，这两者所倚重的都是在于程序实现的合法合规，并因此而实现效率和效益。首先要解决的当然是行政主体的合法，其重要性在于对行政职责和职权的明确，这种明确有利于圈定权力范围，制止越权行为，因为行政权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使越权行为事实上缺少相对方有效的对抗，而行政权的扩张性是会不断产生越权的可能的，并且由于行政权的直接性和影响的广泛性，社会公众利益将因此受到广泛的影响，因此，对行政主体的确切划分是很重要的首问。事实上，行政权的行使在有关行政主体问题上所反映出的问题还在于传统体制的弊端，即“传统体制的最大弊端之一”是在于“集中”，（11）因为集中而无权力分配，无分配则不分职责职权，越俎代疱，欺上瞒下，相互扯皮等现象所造成的混乱，对错误后果的难究其责，往往就是因为权责不明，即“冤无头、债无主”。行政机关中国家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关系上的集中以及机构内部各机关之间关系的集中，导致权力范围内容的定义不能明确细致，有权无责和有权无为的结合使权力在不确切之处显得无规，在确切之处又显得无力（无职责明确自然无行为主体）。而集中体现在与其它社会组织的关系时，则将行政权与社会公众权力混淆，行政权力的扩张性造成其越权而为的包揽替代，甚至是干涉和强加，社会公众权力得不到正常行使或者使这种权力被幻化为行政权成为被利用，将导致行政权力被腐蚀，以及导致公众权力被消弱、萎缩。因此，行政主体问题的核心权责分明就必须是分权的合理化和合法化。当然，这种分权在体现为执行法律和政策时应显得尤为重要和必须，而在于立法立规上的统一趋势而言，则只能是在统一原则范围内的实现，这是对接WTO透明度原则的需要。其次，对于执行权而言，执行程序的合法合规化，是实现有效制约行政权的最重要内容，因为程序实现过程就是行政权力实现的过程，程序的每一环节上的权力实现，都应当保持正确性和合规性，在这方面，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对政策执行的“程序”，这实际上是一种将现有潜在规则公开化已变成迫切需要的问题，以及对于没有规则的空隙要及时予以补漏的问题。当然目前人们广泛关注的是对法律执行的程序问题，甚至是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好（相当长的过程才能实现）的情况下，对有关政策的执行必须变成桌面上的公开化问题。在这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以往过多的只是领会为执政党的独立活动，但是，至少我国司法制在目前所确定的宪政秩序肯定了政党的活动规则必须符合法律规则，也就是在规则上将政党行为规则的“潜在性”转变为法律的公开性的必须，即“根据宪法制定政党法，对政党的组织活动进行明确规定”。（12）在这里，首先要明确的是，即便是执政党，其政策不应直接等同于政府政策。政党政策，应经合法程序，包括公意表示，才能成为政府政策，其次是政党的活动不能直接等同于政府活动，二者必须分开。当然，最后仍然是政府的政策执行规则必须进行合法程序制定、公开。WTO透明度原则所要求的义务包括对法律、法规、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定的公开及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执行”则在要求上更为侧重的是执行方式的统一，没有行政执行，无法实现这种统一；没有行政执行的规则，不可能实现统一；而对于公正和合理的执行，没有制约，无法实现和体现公正；没有公开的规则使执行者监督自己和接受监督，就无法使民意的表示找到真实的根据和有效的方式。
二、透明度与权力整合。
透明度规则下的权力分配和权力运行在阳光下将迫于“自然法则”而自行收敛、伸展和整合，“自然法则”之力是无形和外在的，但对权力的解构和结构形成更新层次深入，则是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和必需。弗里德曼说：“法律规则和法律程序是权力的产物。”“这些规则和程序也限定权力并指导人的如何使用权力”。（13）但有关权力的规则，包括分配和行使的效益优化对社会公益而言，是不可能完全接受权力的这种自省的，即权力产生程序和因法律而形成的自我限制并不是其自认的可以达到“效益的优化”，必须有另一种力量来矫正和做为参照，即“规则来自社会，社会是其设计者”。（14）那么，这种来自于社会的力量的体现首先就应该是透视在先，对权力的整合的必须和可能都是因为透视权力的目的以及作用是制约、调整，使其不违背社会公意，对大多数人的利益起良好的维护作用。因此，社会的这种“设计作用”的规则是先要进行探讨的，其次才是如何“设计”。WTO的“透明度”原则，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基本规则，而是贯穿于整体规则体系的始终，即在双边和多边协议中的成员权利和义务的体现中，具体规则对成员的要求，首先就是其行为每一步骤都必须是可预测的，可知晓的，前后一致的（可遵循的）。 1994年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最后文件第4条称：“WTO协议必须作为一个整体予以开放，供所有参加方依照协议第十四条以签字或其他方式接受”，协议的“开放”即是一种“公开”的“透明度”。同样，对成员们内部权力运用中有关政策，对外贸易措施的制定，都要求“公开”，如有关“实施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的协议”附件，“卫生和植物检疫法规的”透明度“第2条中有关各成员对”卫生或植物检疫法规的公布“，要求在”开始和生效之间的合理的时间间隔“，是因为要让出口成员，按照对方公布的法规要求，调整其产品和生产方法，以适应进口成员的要求，即”透明度“的规则的所要起到的作用，就是要让相对方能够”遵守“和监督对方”遵守“。这种”遵守“和监督行为本身就是规则的最基本要素，因此，权力将不能逃避这种”公开“，不能只是制约他人而自己不受制约。
1、行政权力的收敛
收敛不是不合理的局限。平衡论所认识的权力运用的最佳状态是在于权力所支架的社会关系相互和谐地凝聚于社会公意之所指。但是，多数至上主义有关“一个政治上的多数”可以为所欲为，与“民主的合宪概念”有关政府机构代表集体的决定是将“社会所有成员都视为一个个体，并予以同等关注和尊敬”（15）之间所形成的分歧的解决，往往被以多数至上主义的权力运用程序的科学、合理即集体对个体意愿代表人最大可能所掩盖，这是因为多数至上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实际的操做程序，这种程序往往是权力运用所不可避免的惟一选择。可是即便是少数人的利益和意见被抛弃的理由不应该是这些利益和意见不应被尊重，在与多数人利益和意见的关系上并不都是对抗性的，应该存在对不被顾及个体的可兼容性。WTO谈判中的“双赢”规则被倡导，正是这种兼容性的规则被倡导的表现。找到那种对双方均可获利的道路和方法本身就是协议原则的根本。权力运用的意愿（集体）与权力所能影响的对象（个体）之间，后者之所以被给予越来越多的重视，是在于合理的模糊性与科学的精确性，都是法律的正确性的最重要内涵。而科学性（无错误）显然是对于具体适用对象所必须的，这对于权力而言也应是同样的，那么，权力的收敛就是指其运用中精确性的形成，包括如何制造其无误的机制和怎样做到无误。WTO透明度原则就是让错误无从躲避从而消除各成员的错误会误导他方和使他方受损的可能。（1）刚性强度与弹性限度。行政权的刚性是在规则上的运行所带来的强制性力量，是权力的特征。而在范围内的灵活性和可变性则是在原则内的弹性，是权力的特点。当然，对于行政权力的刚性显现而言，易于了解，或者说是可视的，而对于行政权力的弹性采说，则是不易于认识和掌握的。当然，刚性强度则是指行政权力强制力的边界限制，以及在针对适用对象时的强、弱控制的适度；而弹性限度对于不公开的政府行为而言，是指相对的权力运用的规则性，程序性要求。很显然，WTO透明度原则要求对于后者而言是更重要的，也是目前最需解决的。不过，就即便是对公开规则的执行，即刚性表现，也存在着在程序上的权力弹性。同时，对于弹性运用，并非没有在透明度原则下的适度范围，也就是说可以弹性的地方，是应该会运用的。这看来是十分需要了解和掌握的。A、政策与法律。政策的适时性和不规则性，是弹性表现，而法律的刚性则是在于对规则遵循的强制性。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总协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对透明度的要求是：各成员方对相关法律、法规条例、行政命令以及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机构与另一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机构签定的影响国际贸的现行协定，都应迅速公布。如不能公布，也应将信息公布，并且应将各方面的任何修改和有实质性影响的任何新法律、法规或者行政命令迅速并且至少每年一次通知WTO组织有关机构。公布法律是在于刚性规则的明确性和规范性，公布显然是一种最有效的自我约束，即对于相对方而言为其提供要求这种约束自己的规则，而不是仅仅在于要求对方按公布的规则行事，因此，这种公布的后果自然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的相互矛盾所带来的不利，缺漏因“公示”的会带来被利用的可能，以及最为不利的是在与多方成员国法律的对接中会固定一种劣势的形成（如果法律制定有劣势的话），竞争将成为一种在“游戏规则”上的优劣竞争，这显然是刚性规则的固有弊端。而法律的优劣是法律文化发展的一种先进与落后的反映，与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必然相关，那么，我们有关于公布法律的想法就不是急于跟上的简单，但却又是要紧跟其上的慎重，更重要的是了解、熟悉和吸收先进的法律文化因素。对于政策的弹性来说，WTO所建立的贸易政策审查机制，要求所有成员方的贸易政策和惯例均应当提交审查，定期轮流评审，因此，有关政策的弹性在我国长期形成的行政体制中的作用将被改变认识。首先是政策的及时性与适应性的作用，会因其模糊性而被反利用。适应性的弹性，是在于规则不明确的模糊性，
这种模糊性会导致两种可能，即对公布的法律的不明确改变（或不遵循），以及对在此前后的相关政策的矛盾，对法律的愈越或对前后政策不一致所造成的矛盾。都会带来在约束上的两可，会被反利用。其次，政策的及时性本身就带有固有的局限，即在适时上的条件存在有限的情况下的决定，往往在条件改变后将不再适用。因此，及时修改政策是最为重要的，但同时政策又必须保证在一定时限内的有效性，这就要求政策的及时性必须考虑不利后果，即在未修改前可能出现的条件变化。再次，政策的模糊性本身就是规则不确切，要求不明，是否通行的后果（责任）不固定，那么，有关政策在对成员的另一方形成利用的依据时，可以解脱责任。当然，在政策的制定上，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以及政府机构在制订政策的权力上的分配问题，往往是造成政策不统一的根源，也就是职权范围的明确不是在于以往的“行政管辖区域” 概念或“管理范围”的概念，而应该是行政管理可能及于的相对方或对相对方的该项行为权力，不是地域概念和事项范围。而是相对的对象范围，当然，有关政策执行的统一性要求所带来的问题要大于政策的制定，因为各行其事的各级行政权力的“潜在规则”是无法公布的，但行为的后果则是不可能不公开的，这种后果往往会被反利用为针对对公开政策违背的行为。因此，行政权力在此被收敛是很显然的。在这里，W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