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和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的异同
关于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的资料：
所谓教育环境的和谐发展，首先表现为学校教育环境与社会教育环境的和谐发展。社会是育人的大学校，是学生学习的大课堂，无论是杜威提倡的“教育即生活”，还是陶行知提倡的“生活即教育”，他们的教育理论都是主张教育与生活的一致性，强调的都是教育环境的和谐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强调学校管理的开放性，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生走出教室，置身社会，在生活中学习。我们期待着“和谐社会”的构想尽快变为现实，给学生发展提供成长的肥田沃土。
其次是学校教育环境与家庭教育环境的和谐发展。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环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的一举手一投足往往是无言的规范，对孩子的影响胜过千言万语。父母应该为孩子创造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民主平等的家庭环境。《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重视家庭教育。通过家庭访问等多种方式与学生家长建立经常性联系，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为子女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因此，在新课改背景下，学校要充分利用家庭这一重要的课程资源，提供有关教育资讯，让家长明确良好家庭教育的标准；针对家长在教育孩子时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及时给予解答和帮助，努力创设学校教育环境与家庭教育环境和谐发展的课程环境。
第三，教育环境的和谐发展还表现为学校教育环境中教学因素与非教学因素的和谐发展。“教学因素”指的是以课堂为主渠道的诸种因素；“非教学因素”指的是学校的校园环境、办学理念、制度建设、校风校貌等校园文化方面的育人因素。教学因素与非教学因素的和谐发展是形成和谐校园整体效应的关键性因素、决定性因素。校园环境能起到无声的育人效果，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要让学校的每一面墙壁都会说话。他并且指出：隐性课程乃是一种真正的道德教育课程，是一种比其他任何正式课程更有影响的课程。学生在这样的校园环境中学习、生活、能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学校的办学理念要变成师生的共同追求，要内化为全校师生的自觉行动。学校的制度建设是各学校都在花大力气抓的一项工程，但千万不要走向教条化和形式化的倾向，制度几大本，条款一大堆，却成了管理的“摆设”，如果制度建设偏离了人本思想，偏离了共同的价值取向，就不会产生“谐振效应”。
关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的资料：
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命题是针对美国教育脱离社会生活，脱离儿童生活的弊端提出的，也是针对教育没能融入儿童的生活的弊端提出的。正如滕大春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盖棺论定地说，美国传统的教育一方面是脱离社会，一方面是脱离儿童。杜威所要探讨的正好环绕着这两大问题：一是使美国学校和美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合拍，一是使美国学校和儿童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发育的规律合拍。”[1]（序言P10）因而，“教育即生活”命题具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要求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相结合，要求学校教育与儿童的生活相结合；二是要求教育应体现生活、生长和发展的价值，建构一种美好生活，教育要直接参与儿童的生长过程。从而，“教育即生活”的实质可作如下理解：
1.“教育即生活”命题首先强调的是教育具有生活的意义。
注重教育对生活的影响。
“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
“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准备”。
“教育即生活教育是生活本身，那么教育应该充实人的生活，使儿童能够适应生活，更新生活。”
不合乎时代精神的生活，是压抑儿童天性的生活。
2.强调“教育是生活的需要”，以及教育对复杂的社会生活的简化、净化和平衡。
“明显的事实是，我们的社会生活正在经历着一个彻底的根本的变化。如果我们的教育对于社会生活必须具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它就必须经历一个相应的完全的变革。”
教育需要把复杂的社会生活背景作为儿童生长的背景，但又不能对复杂的社会生活背景无所作为。因而，“教育即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教育改造社会生活的涵义。
学校教育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简化社会生活，以便使儿童适应并促进儿童对社会生活的把握。
其二，净化社会生活。
其三，平衡社会生活。
经过教育简化、净化、平衡了的社会生活，就是“改造的社会生活”。
3.“教育即生活”意味着教育与人的一生的生活共始终，意味着儿童的生长与发展。
“我们的最后结论是，生活就是发展；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
“教育即生活”不仅仅强调教育要联系生活，而且强调生活本身的发展性和教育性。
4.“教育即生活”并不割裂现实生活与未来生活的联系，并不完全否定未来生活。
杜威批评当时美国教育“注重于专门性的和技术性的东西而漠视了美好的生活”，没有成为美好生活的审慎的创造者和培育者。
教育所要追求的理想生活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