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所出现的通货膨胀,给我们什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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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关于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
为什么中国与苏东等国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造成了20世纪90年代截然相反的结局？郑谦认为，原因在于改革起点与路径的选择。从改革的曲折而到“文革”，因为“文革”的失败又走向改革，这是我国走上改革之路的一个突出特点。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中国启动改革表现出一系列不同于苏联、东欧的重要特征。这是研究中国改革不应忽视的一个问题。(郑谦：《中国改革的起点与路径选择》，载《中共党史研究》00/5)
朱佳木撰文谈了“鸟笼经济”这一著名比喻的来源：“鸟”与“笼子”的比喻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黄克诚首先提出的，他向陈云反映走私、逃税以及乱上项目、乱涨价等经济犯罪猖獗和经济秩序混乱的情况后说：“要把经济搞活，……但搞活不能没有秩序。这就好比一只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它就死了，要让它飞。但要让它在笼子里飞，否则它就飞跑了。”两个月后，陈云用了这个比喻。这一比喻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要搞活经济。(朱佳木：《谈谈陈云对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思考》，载《党的文献》00/3)
对于所有制改革，近年的研究概括为：在所有制形式的选择标准上，突破了唯生产关系论和唯意志论，重新确立了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决定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在所有制结构的认识上，突破了单一的公有观念，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所有制评价的判断上，突破了公“是”私“非”的观念，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有制的存在形式上，突破了国有或集体所有的简单形式，确立同一性质的公有制也有不同存在形式；在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上，突破了只看比重大小的量的观念，确立了重控制能力与实际效果；在对公有资产的权利上，突破了权力越集中越好的单一占有权利，确立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等等。(刘国光、董志凯：《新中国50年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当代中国史研究》99/5、6。)
对于关系改革成败的价格体系改革。马凯撰文认为经过了四个阶段：改革的初始阶段(1979年至1984年)；改革的展开阶段(1985年至1988年)；改革的巩固阶段(1989年至1991年)；改革的深化阶段(1992年开始至今)。(马凯：《中国价格改革：20年历史进程和基本经
验》，载1999年1月18日《经济日报》。)吕政则将上述的第二、第三阶段合并。(见1998.10.20《中国信息报》，还可参见《当代中国史研究》00/3)即便如此，杨帆指出：价格改革问题并未完结，垄断价格还有非常大的下降空间。(见00/9/1《中国经济时报》。)
关于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研究：郑有贵论述了市场化改革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组织与制度创新、农业管理方式、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农村社会政治生活等方面的影响，认为市场化改革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使农民在经济上成为平等的主体，有利于农村的民主化进程。赵农指出由于中国各地制度变迁的不平衡，对不同省区市场化的测度就有了必要性和重要性。(郑成林：《“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00/4)董志凯研究了1978年以来我国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认为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中介组织的培育与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但在咨询能力和管理方面存在问题。(董志凯：《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中介组织的成长》，载《中国经济史研究》00/4)朱文强通过对建国后河北省清苑县农村集市的个案剖析，指出清苑县集市至少有过4次较大的曲折，认为在物资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和统一收购是别无选择的办法，但限制了价值规律在集市贸易中的作用，影响了集市的正常运行和发展。(郑成林：《“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00/4)
对1993年以来我国通货从膨胀到紧缩的原因是政策选择还是经济转型？江晓薇认为：我国经济运行方式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政策作用是表象，经济发展阶段导致发展处于转型期是实质。1979—1998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6倍多，从低收入国家跃居为中等收入国家，居民剩余增加，消费选择形成多样性，消费需求层次提高。消费需求变化的瞬时性和供给调整的滞后性形成了消费结构和供给结构矛盾。(江晓薇：《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政策选择还是经济转型》载《新华文摘》00/7)与此相关，董志凯通过新中国公职人员工资制度的四次变迁的历史及工资总量与GDP的比例关系的国际比较，认为我国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增长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较大幅度地落后于GDP的增长，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结构曾发生失调，在长达2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伴随着最终消费额的不断增长、最终消费率(即最终消费额占GDP的比重)却在显著下降。我国各类职工平均工资与人均GDP的比率与世界各国相比均偏低。在人均GDP相当低的基础上，工资比率又明显低于世界各国，这是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董志凯：《从工资制度变革的历史看调整分配体制》，载《经济研究资料》99/7)
而关于中国制造业是生产过剩还是亟待发展？殷醒民认为，现阶段中国经济结构中劳动力比重的对比说明制造业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如果中国能够比较成功地完成重工业化的任务，那么制造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将是巨大的。在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社会财富还相当有限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还不可能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国民经济格局。(夏业良：《中国制造业生产过剩还是亟待发展》，载99/07/21《光明日报》。)
关于改革以来农业的变化，武力认为，1978年开始的农村经济改革，最大变化是由30户左右的生产小队集体生产经营转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1992年以后，农业经营条件变化：外部变成了市场经济，使规模经营所具有的承担风险能力、市场谈判实力可以发挥作用；集体经济具有了真正的经营自主权和外部的市场；国家对户籍管理的放松为部分农民退出集体经营提供了可能，从而减少集体内部的摩擦成本；国家已渡过了工业化初期阶段，要增加对农业的投资，而集体经营在争取贷款、减免税收、接受科技投入方面有优势；在维护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公共设施投资、缩小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等方面有明显优势。大邱庄、华西村、南街村、刘庄以及北京郊区的不少集体经济取得惊人发展，即说明了这点。(武力：《过犹不及的艰难选择——论1949—1998年中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创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00/2)
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中国改革同苏东相比有何特点？美国德.希.帕金斯(Dwight H.Perkins)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亚洲类型有三个特点：经济改革优先于政治改革；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穷得多；改革起步时多数人口从事农业；在工业产出中，多数来自于中小工业。赵人伟提出，还可以加上另外三个特点：第一，从苏联学来的经济体制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分所起作用的强度是不一样的，作用最大的仅限于工业化了的部分，而对分散的农业和小工业控制的程度要低一些。这一特点为中国改革采取渐进方式和先打外围后攻坚提供了一个空间。第二，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比苏联和东欧国家都要低。第三，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同经济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赵人伟：《对我国经济改革二十年的若干思考—特点、经验教训和面临的挑战》，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99/3、《新华文摘》99/9。)
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的教训，薛暮桥分析：1988年的价格“闯关”和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对国有企业实行的承包制，是两个值得吸取的教训，甚至是“改革的误区”。第一，被称之为价格“闯关”的激进的价格改革方案是在1988年6月间仓促推出的。当时对价格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长痛不如短痛”和“一步到位”。但是，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相当紧张：通货膨胀的压力很大(当时的年通货膨胀率为18.5％)，双轨价格的磨擦也很严重。8月间“闯关”的消息刚刚被媒体所披露，就发生了全国性的银行挤兑风潮和商店抢购风潮。这一风潮把主观设想的加快价格改革方案冲得无影无踪。第二，国有企业的承包制。经济学文献中出现过以下三种不同的评价：很高，甚至把它当作改革的战略方向；一般，仅仅把它当作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阶段；误区。看成是“误区”的理由为：第一，在机制的设置上，强化的是企业和政府之间纵向一对一的讨价还价关系或谈判关系，而不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多个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关系。第二，在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关系上，从短期看，国家似乎可以得到稳定的财政收入，但从长期来看国家总是吃亏的。在承包过程中，普遍出现了企业负盈不负亏的状况。而这种状况恰恰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之一。承包制延误了国企改革的时机。(转引自赵人伟上文。)苏星总结了1984年下半年至1986年的货币投放过多和紧缩政策的经验教训。指出，1985年1月，国务院决定采取措施，抑制通货膨胀。但这次紧缩仅仅实行了9个月就夭折了。直接原因是紧缩力度大了一些，有些措施出台过急，而且有“一刀切”的弊端。在这种情况下，本应通过调整紧缩力度，改“一刀切”为实行总量紧缩政策下的择优扶持，但各方面“放松银根”的呼声很高，有些人主张保持适度的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起飞”。这种主张为国家领导人所接受。为了保速度，放弃了紧缩政策，开始重新大幅度放松信贷。在投资过热、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下，不是去坚决制止货币扩张，而是采取行政限价手段，强压物价。许多种类繁多的日用消费品无法限价，因价高利大而盲目发展。促使产业、产品结构恶化，还使许多企业亏损年年增加。(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西部开发问题的历史启迪
总结西部开发的历史经验是研究的新热点。许多学者认为：建国以后的西部开发，有两次大的战略决策。第一次是在“一五”期间，把工业建设重点逐步移向内地，主要是西部。这次开发总体成功。第二次是“三五”时期：1964年5月，毛泽东提出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三线建设带动了内地资源的开发，促进了区域经济，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也有比较大的失误：(1)对战争的威胁估计过分，在部署上要求过急；(2)建设规模太大，工期一拖再施，在1966年至1972年的6年中，损失、浪费以及不能及时发挥效益的资金占同期国家用于三线资金的18％以上；(3)“山、散、洞”的方针有严重的片面性；(4)重工、军工项目安排太多，项目不配套。以上问题导致1978年以后三线工业是国民经济调整最困难的部分。(苏星：《西部开发的历史经验》，载《中共党史研究》00/4；董志凯、吴江：《我国三次西部开发的回顾与思考》载《当代中国史研究》00/4)
对于东西部差距与以往西部开发效益，苏少之提出：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里，尽管国家对内地大量投入，但内地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仍在扩大。原因在于经济布局西移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当地原有的工业基础、生产要素主要与区外循环，没有发挥培育地区经济增长机制和发展功能。赵凌云认为，改革开放20年来，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重要原因是西部没有利用市场经济的规律和条件，没有按照中央的要求去开发自身的自然资源优势。陈东林主张：三线建设即使从经济学观点看，也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为预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而设置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是暂时性的，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际安全支出成本。(参见《“建国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经验”研讨会发言摘登》，载《教学与研究》00/8；吴江：《建国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经验研讨会综述》，载《经济学动态》00/7)杨帆则从百年来生产力布局向西部倾斜都是外部战争环境逼出来，及三线建设使大型军工企业成为西部各省工业支柱，目前国防工业产值在西部各省占30％，主张大力发展国防工业。(杨帆：《持续发展中国经济的四大战略措施》，载《战略与管理》00/6)
此外，随着环境意识的提高，对生态经济问题的研究增多，生态经济史的研究也在发展，并且将其作为经济史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特别是对西部开发史、灾害史，如长江、黄河生态破坏以及环保产业的发展等方面，正在形成热点。(参见刘沛林：《从长江水灾看国家生态安全体系建设的重要性》，载《新华文摘》00/7；中国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加拿大可持续发展国际研究所：《中国环境服务贸易开放策略研究》，载《国际贸易》00/6；蓝勇：《长江上游森林砍伐与保护的历史思考》，载1999.07.30《光明日报》；王保庆：《西部开发历史的几点启示》，载2000.3.8《中国国防报》等。)各个行业、部门史的研究正在深入，如中国的盐业发展、电信发展等等。
对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呼唤
随着新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研究党史、国史、经济学的学者面对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他们大声呼吁：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是中国经济学能否在世界经济理论之林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重要前提。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和既有意识形态，必然使中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于西方国家。这种独特性要为经济理论工作者所认识，必须深刻了解中国经济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变迁史，这正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最薄弱的环节。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往往成为纯粹史学家的专有领域，经济学者鲜有涉足。同时中国经济学理论也缺少经济史的视角和经验支持。因此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尤其需要经济史理论奠基。当然，这种经济史理论研究必须以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在这方面新经济史学派的理论可以提供一些借鉴。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要求的恰恰是“主流融入中国经济史”！(张建伟：《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中国经济学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00/4。)
赵德馨对高等学校的经济系教学提出建议：1.当前多数高等学校经济院系的中国经济史课程是开设“中国近代经济史”，少数另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建议统一设置“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在空间上包括台、港、澳地区。在时间上将1949年这个界限打通，并将下限延伸到90年代，以与现实经济衔接。2.将以生产关系变化或阶级斗争作主线，改为用经济现代化作主线，以准确反映中国150年来经济发展的本质与基本趋势，总结本国经济现代化的经验教训。3.加强理论分析，使中国经济史成为理论经济学科群中有浓厚理论色彩的基础学科，成为按时序讲授的中国经济发展学，使学生能从中学到理论和运用理论分析具体经济现象能力的、富有启发性的课程。4.将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置于中国经济过程中和世界经济发展整体格局之中，使学生具有长远的历史观与广阔的世界观。(赵德馨：《对中国经济史教学改革的思考》，《新世纪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展望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苏星说：我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为什么要写一部经济史呢？1957年，在《人民日报》上我写了一篇题为《对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一些意见》的文章。文中说：“有许多文章很少是根据中国统计材料的研究，往往只是用若干事例来证明某些结论：例如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已经直接发生作用……；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客观依据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等等。近年来由于这一类文章的泛滥，竟使人发生一种误解，好像写文章、作报告只有加上上述结论，才算做了理论分析。”这段话，批评自己多于批评别人。研究经济理论，应当像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注重研究现状，注重研究历史。(苏星：《我为什么写“新中国经济史”》，载《北京日报》2000.3.27。)近年，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已经预言，21世纪中国经济学最热的研究将是中国现代经济史。
这些认识与80年代将高等教育中的经济史课程由经济学科必修课变为选修课的作法相反，是经济学研究中一个值得深思与反省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