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和谐社会的必要性
强调和谐，自然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和谐的问题存在。
（1）城乡之间不和谐。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和谐，是社会结构存在两种独立的体系，一个是由市民组成的城市社会，另一个则是由农民构成的农村生活，而判断处于哪种结构的依据在于持有户口的类别。这种二元社会结构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包括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公共事业投入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体系。这是由身份壁垒、不平等交换、城市化滞后乃至包括户口、粮食供应、住宅等“14种制度”组成的不平等现象。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国家就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在户口迁移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分割开来。这使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在就业方面和粮油供应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更为严格的还是户籍制度方面的管理。这一制度严格地限制着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自改革以来，国家政策上允许农民工进城，从事建筑、商业及其他服务型事业，并允许城市中的某些国营企业从农民中招收部分临时工、合同工，其他所有制企业和个体户从农村中雇工也不再受到禁止。在这一政策推动下，农村人口可以说获得了一个较为自由的活动空间。
配第和李斯特将这一现象称为“推拉现象”。也就是说，农业耕地的有限性与人口压力是迫使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推力，而工、农之间的收入差异则成为劳动力非农化的拉力。在这样一个双力的作用下，农民纷纷涌进城市谋取生存，从而形成了我们国家这一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民工潮。
民工潮是否加速城乡二元结构的消失呢？没有！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改革之初城乡差距迅速缩小，也就是说，一度趋向和谐。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收入每况愈下，每下愈况。1996年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为9％，1997年增幅为4.6％，1998年增幅为4.2％，1999年增幅为3.8％，2000年增幅跌到了2.1％，从2001年起中央采取了一些措施，于是2001增幅提高到4.2％，2002年为4.8％，2003年为4.3％。一方面是农民人均收入下降，另一方面是农民的人均负担加重，这简直是：雪上加霜。其结果是把城乡差距拉大。城乡收入之比，1978为2.47:1，1984为1.7:1，到1994为2.6:1，到了1997扩大为2.74:1，2003年扩大到3.2:1。这是统计数字，如果再考虑城市享有国家补贴、城市全是现金、农村多为实物等等因素，城乡收入实际上相差5—6倍。这样大的倍数是相当惊人的，也是十分可怕的。据国际劳工组织36个国家的统计资料，绝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差距均小于1.6倍。中国如此之大的城乡差距是社会的振荡器。
不仅如此，我国社会现阶段既存在一种城乡二元结构，又存在城市二元结构并存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户籍制度并没有取消，它仍然制约着市民和农民从出生到死亡的逐个生活境遇；另一方面，虽然国家在政策上为农民提供了非农化的路径，但是，农民在城市中并不存在与市民等同的机会。他们的就业，除了受自身人力资本的限制之外，还要受社会资本的限制。因为，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和市民一直处于对立的位置上，突出地表现为市民对农民的歧视，以及农民对市民的厌恶。而这种归属的不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又导致农民很难在城市中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纳入市民的关系网络中去，很难在城市中积累自身的社会资本，因此也就更加无法利用社会资本来寻求更好的工作了。于是乎，他们只能利用他们在家乡长期建构起来的社会资本——同乡关系、亲缘关系，在城市中求生存。这样，一方面，我国社会仍然存在显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潜在的城市二元结构，它由市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和农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这两部分构成。这种潜在结构的存在就是阶层关系的分布问题。这种不合理的分布，从根本上影响着阶层间的协调和社会结构的和谐发展。
（2）区域之间不和谐。近年来，中国的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也是越拉越大。这表现在：⑴经济总量的差距越拉越大。从1980年到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从50％上升到59％。与此同时，中西部则相应下降。⑵人均GDP的差距越拉越大。1980年东部地区比全国平均数高34％，2002年高53％；同期，中部地区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88％下降为75％，西部地区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70％下降为59％。
（3）人均GDP的相对差距也是越拉越大。1980—2003年，西部与东部之比由1：1.92扩大为1:2.59，中部与东部之比由1：1.53扩大为1:2.03，西部与中部之比由1：1.25扩大为1:1.27。我们在到处谈论全球化，难道一国之内还不能“化”起来吗？省与省之间未“化”，哪里谈得上全球化呢？在欧洲有不少国家连那些作为政权象征的货币都没有了，都统一了，难道我们还能再扩大地区间的差距吗？
（3）经济与社会之间不和谐。这里有四个“小的相对不和谐”。
1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不和谐。我国的科教文卫体、安全还相当落后。比如教育经费只相当于GDP的百分之二点几，比印度、土耳其还低，仅为菲律宾的一半，不抵美国的二分之一。文盲在增多。失学率提高。美国的文化产业的产值达9000亿美元。我国文化产业的产值仅有120多亿美元，不及人家的一个小零头。在卫生方面，我国的卫生医疗体系，在世界卫生组织的191个成员国中，排在144名，比印尼和孟加拉国还落后。人均的卫生经费，我国只相当于非洲最穷的国家的一半。过去，90％以上的农民享受合作医疗，这几年是倒过来，90％以上的农民没有享受合作医疗。农民最怕的是生病，一病就穷，十个人生病十家穷。
2经济增长与分配相对不和谐。财富增长一定要与社会分配的公平相协调。这是社会稳定的基本要求，这是社会和谐的起码条件。社会分配合理到什么程度，社会就和谐到什么程度。二者是有线性关系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衡量贫富差距用基尼系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1988年的基尼系数为0.341，1990年为0.343，1990年为0.343，1995年为0.389，1999年为0.394，2000年为0.417。韩国经济起飞的1965年为0.34，1970年为0.33。日本1999年为0.332，发达国家1990年的平均数为0.338。我国不仅高于平均数，而且已经为瑞典的2倍了。还有一个欧希玛指数测量法，也称五等分测量法。这就是把人口分为五等，五分之一最穷的，五分之一次穷的，五分之一中等的，五分之一次富的，五分之一最富的。按这五等人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例来看贫富差距。我国最穷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占全国收入的4.27％，次穷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占全国收入的9.12％，中等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占全国收入的14.35％，次富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占全国收入的21.13％，最富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占全国收入的50.13％。我们都知道美国贫富差别很大，美国人也在指责美国的贫富差别太大。美国是多少呢？美国1990年，最穷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占全国收入的4.6％，最富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占全国收入的44.3％。[10]7（参加王伟光著：《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7月版）显而易见，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贫富差距居然比美国还大。邓小平说：“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11]8（《邓小平年谱》2004年版，第1364页）道理就在这里。
3经济增长与就业状况不和谐。按理说，经济增长必然会拉动就业率。活是人干出来的嘛！ 13年来中国的GDP以年均9.3％的幅度增长。奇怪的是，这么高的GDP增幅不仅没拉动就业率，反而把失业率拉动了起来。国家统计局统计的登记失业率是4.3％。国家民政部《2001年白皮书》公布的失业率是10％。此外，农村还有2亿人口是富余劳动力。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啊！
4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不和谐。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因素。人的心理、生理、道德、文化都应该全面发展。可是，我们在很多地方是“认钱不认人”，“见物不见人”，“‘宠物’不宠人”。现在，我们的精神病发病率还很高。卫生部1998年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有5％的人患上不同程度的精神病和精神障碍，在每1,000人当中便有13个精神病人。每年自杀的人数在28万以上，高于世界的平均数。每年在安全事故中丧生的达十几万人。我们的犯罪率居高不下。大案、要案、恶性案件时有发生。2003年查处的贪污受贿案18515件，其中标的额在千万元以上的有123件。查处贪污受贿的法官794人。2004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共受理治安案件292.3万起，同比上升1.6％。死刑犯数量也不低。还有，连幼儿的意外死亡率都高于许多国家。在把孩子当“小太阳”、“小皇帝”的今天，幼儿意外死亡率怎么会高的呢？发人深思！“以人为本”包括以后人为本。关心人，还包括会从全方位关心人。
解决问题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出发点。
转自：中国和谐社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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