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艺术的美学特性
中国电影的美学特点
中国电影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悠长的、不可磨灭的印迹。印迹的内核，正是深藏其中、浸润内外的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意蕴与风情神韵。这也正是中国电影得以获得中国观众的认同（尽管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观看率）而前行至今的原动力。仔细观察电影创作的主体——主创和电影创作的本体——作品，举凡成功者，无不张扬了独特的民族精神，具有丰厚的民族文化内涵，从而赢得电影创作的客体——观众的喜爱与喝彩。综观百年中国电影，其优秀者莫不洋溢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和她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发展创新。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电影观众的审美取向无疑也在变化；但纵观百年影事，人们对于电影的接受，无论就其作者或作品，无论就其内容或形式，依然投射着中国电影以其深入底里的民族特性而得到观众的认可，其中有着内在的规律可循。
在中国早期电影中，明星影片公司1923年拍摄的《孤儿救祖记》，是中国电影具有民族特色之艺术特质的开端。影片一当公映即大为轰动，外国片商纷纷争购放映权。当时报载：“未二日，声誉便传遍海上，莫不以一睹为快”，“营业之盛，首屈一指；舆论之佳，亦一时无两”，“不特为该公司所摄诸片之最佳，亦足为中国各片之最良者，比之舶来品，当不为低首矣。”它无愧地成为中国第一部赢得广大受众强烈认同与赞许，在商业与艺术两方面大获成功的双赢影片。由此而观察中国电影，从观众的观赏心理、审美取向、生活方式等角度分析，其中自有深具民族特色的普遍性规律存在。第一，在观赏心理方面，就其整体而言，可分为观赏内容与观赏形式两个方面。从内容看，影片需切合观众在中华大地上切身体验过的蕴涵人生的表现和蕴藉人生的憧憬；要有他们从现实生活中体悟到的鲜活生命力和丰富的人性感知。从形式看，受众带有明显民族特质的审美要求是：条理清楚、章法井然、使人一目了然，易于接受；同时又能将“生命的表现”渲染得热闹紧张、活跃动人。第二，在审美取向方面，中国电影受众在经常性的观影活动中，往往会形成相对固定的观赏习惯，包括对于片种样式的选择、影院区域的选择；也包括对于故事情节的偏好。当时被称为“影戏”的中国电影，正是以演绎民族悠久的历史故事、描绘民族浓郁的风土人情、展示民族独特的风俗民性，而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同。第三，中国是一个极为注重家庭、讲究亲情的国度，观看电影常常成为家庭或亲友集体活动的重要方式。因之选择看什么影片、去什么影院，往往会由家庭成员互相商量、或由亲朋好友相互沟通而决定。这里昭示出电影经营者在开拓事业的过程中，必须清醒面对的中国式独特国情。中国早期电影带有规律性的实践经验不仅属于当年；对于当今中国电影的生存与发展，亦应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上个世纪30—40年代，有见识的电影家开始自觉地将电影视为民族的灵魂与精神的表现。此期的中国电影观众，面对的是国外帝国主义入侵的严重危机和国内的黑暗统治。时代特征决定了观众的观影选择，而观众的观影选择又决定了电影的生存命运。由此而有集中反映中国民众奋起抗日的新闻纪录片如《上海之战》、《抗战特辑》之异军突起，显示了观众所处民族抗战形势决定着电影生产的走向；由此而有描绘农民、将士抗日救国的故事影片如《保卫我们的土地》、《八百壮士》之亮点独具，体现了题材选择与叙事展开以中国观众审美方式为本的创作原则。同时，此期电影在观众的社会需求制约下，题材与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左翼电影《狂流》之轰动浦江两岸，鲜明地显示出广大观众的审美趋向与艺术价值取向之中的民族特质。而从艺术征服力角度观察此期电影，大批“叫好又叫座”的好影片出现于国难艰危、国运式微的年代。成功的电影作品，其内容与形式之浑然一致，艺术家的创作追求与观众的审美感受之浑然一致，来自于创作者对于观众富有民族文化特质之审美需求的自觉尊重和对于观众根植于民族文化内涵之审美心理的准确把握。归结起来，电影创作者要拥有广阔的艺术空间，一不可背离时代而违背广大观众的审美旨趣；二不可背离社会而脱离广大观众的心理体认；三不可背离生活而相左广大观众的生命感悟；四不可背离艺术而违反广大观众的审美追求。一言以蔽之，只有以观众为本，才会有创作的无尽源泉。而所有这些，都必然与作者、作品和观众处身的土壤——民族的背景紧密相连。
从新中国建立后的电影来看，特定时代格局中的电影，所指向的受众群体往往具有固定的时代印记。对于曾经遭遇民族灾难的一代中国人而言，1949年，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照亮了整个民族的事业、生活和灵魂。电影成为确立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保障政治权威的有力手段；同时，也成为电影创作者抒发胸臆、宣泄激情的生命渠道。此期的中国电影，面对一个国家与人民、个体与集体之间水乳交融、亲密无间的时代，社会普遍心理、艺术自觉意识与国家强大的政治意志合而为一、往来无碍。创作者的艺术激情、生命激情与时代、国家、民族觉醒的热情，朴素而完整地融为一体。全国人民都是最热心的电影观众，中国几乎是一个大电影院。在这一格局之下，中国电影在一种近乎理想状态中孕育生长。作为当时最为大众化、最具影响力的艺术载体，此期电影除了体现审美价值之外，在更大意义上被作为树立权威意识形态的手段。在政治与艺术结合的基础上，在全国观众热情的期待与拥抱之中，一套充满时代激情和大国奋进意识的电影语言体系创立了起来。从彼时电影与人民的历史对撞，激荡出质朴而又热忱的时代之音，一直贯穿到如今，成为中国电影前行的力量。其间，一批电影工作者面对新时代的亿万观众，秉承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尝试建立独特的中国民族电影艺术风格，走出具有民族气派和现代特征的大国电影之路，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一大批独具特色的优秀影片足以作为佐证。就其时代的、社会的、审美的特质，可以大体概括如下特点：第一，创建出美好而又实在的公共影像空间。新中国“十七年电影”之总体特征表现为：浓郁强烈的政治意识、昂扬乐观的精神气质、倾向鲜明的视听语言和通俗平易的叙事风格；而其核心是政治与艺术的合一，是在新的时代环境之中大众自发建立的公共影像空间，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意志和锐意进取的时代精神贯彻其间。当然，跨越历史的长河，既应看到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带有的时代局限性（如宣传教化色彩、艺术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等）；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它产生于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性，并将之作为一种艺术文本的独特形态，在不存任何先验偏见的前提下，探讨其在艺术特性和受众认知方面的独特之处。第二，“民族特质”的精心营造。从对电影美学作出贡献的角度，新中国电影有独特价值的部分，是电影工作者尝试将传统艺术精神和艺术表现形式融入电影叙事之中，从而使影片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如空间环境营造，注重以景写情、情景交融；叙事节奏把握，追求舒徐委婉、平易流畅；整体艺术构思，强调含蓄蕴藉、抒情写意等等。当然，新中国电影浓厚的政治氛围，也在这些影片里留下了深刻印记。虽因部分影片受到批判，艺术的探索未能形成风气，但其探求电影民族叙事风格的努力，在中国电影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时期，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电影从“没顶之灾”中苏醒，重新振作起来。广大电影人焕发青春，抖擞精神披挂上阵。于是，1979年起始一批又一批让观众为之惊喜的好电影汹涌而出。究其获得观众认可的成功之源，自然在于受众在观影之中得到的审美愉悦与心灵感悟。我以为其中确有规则可循。要而言之，给予观众之一是：老中青全阵容身心投入为受众奉献的空前活跃。各个年龄段的编导主创者，或老当益壮厚积薄发，或年富力强勇于攀登，或风华正茂异峰突起，纷纷以独树一帜的艺术成品，让观众得以赏心悦目享受艺术的盛宴。给予观众之二是：各种艺术追求的风采独具，带给受众富有独特艺术魅力的精彩电影作品。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此期的优秀影片，莫不闪烁着艺术创新的光芒，从而吸引着观众的目光。在美学追求方面，从纪实美学到影像美学之不同美学风格，结合着种种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创造意识，形成了影片不同的艺术魅力。在电影语言方面，从强调本体特质到展开多种叙事样式，结合着民族传统美学情理交融、形神兼备、虚实相生等特殊气质，形成了影片不同的艺术张力。在技巧探索方面，从题材内涵的独特开掘到艺术形式的独特表现，结合着中国受众的独特审美方式，形成了影片不同的艺术影响力。总之，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影，虽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而遭遇广大观众的种种诘难与批评，但就其整体而言，观众也不会否认其超越以往的发展，以及带给大家的审美享受。
岁月倥偬，百年不居。中国的电影，从此开始一个新的百年。古人云：精华在笔端，咫尺匠心难。面对新的挑战与机遇，我们有理由期盼她雄风烈烈，扶摇直上；我们也有责任推动她锐气堂堂，披荆斩棘。时逢盛世，时不我待，美好的前景一定由广大的中国电影人和广大的中国电影观众共同创造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