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为何人?
超级特务沈醉
沈醉出生在湘潭农村一个叫沈家大屋的地方。他在长沙艺文中学还没毕业,因为跟着高年级的同学闹学潮,被学校开除。沈醉一心想到外边闯世界,于是来到了上海。沈醉此次来上海,是来找他在上海的姐夫余乐醒,看能不能帮忙找个工作。余便介绍沈醉进入军统。
巧计送捕徐昭俊,沈醉初露锋芒 沈醉头脑灵光,手脚勤快,又肯钻研,到军统没几个月,他就成了一个受人称道的行动人员。
这天,余乐醒收到戴笠从南京拍来的密电:疑徐昭俊有越轨行为,速将徐逮捕,密送南京。
徐昭俊是军统上海区情报组组长,此人身高力大,腿脚敏捷,武功很好,枪法也准,要逮捕他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接到任务后,余乐醒有些紧张,思考着如何动手才能把徐昭俊抓起来。
沈醉见姐夫心事重重的样子,想了一想,对姐夫说:“这有何难。”便伏在余乐醒的耳边,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
余乐醒听了后高兴地说:“这是个好主意。”接着他不放心地问沈醉:“你能胜任吗?”
沈醉一个立正:“保证完成任务!”
第二天,余乐醒带着沈醉来找徐昭俊:“徐组长,我的这个小弟,最近犯了大错,戴处长昨天来电,要把他带到南京接受调查。正好我手上有个案子离不开,我想请你帮忙把他送到南京,交给戴处长。”
“好,这事交给我来办,你放心。”徐昭俊知道沈醉是余乐醒的妻弟,便对余说:“看我能不能在戴先生面前说上话,从轻发落你的这位小弟。”
“那就拜托徐先生了,到时候我一定好好谢谢你。”余乐醒再三表示感谢。
徐昭俊带着沈醉上了去南京的火车。一路无话,车到南京火车站,两个身材高大的汉子接待了他们,然后开着车把他们送到了特务处。
小车到鸡鹅巷53号特务处门口,车刚停稳,徐昭俊一下车,身后就被人用手枪顶上,随后将他五花大绑起来。
“干什么!?你们抓错人了。我是徐昭俊,要抓的是沈醉呀!”徐昭俊大喊大叫。
“不许叫!”大个子特务给了徐昭俊一个耳光,“我们抓的就是你,徐昭俊。”
此时,沈醉已被人领着去见戴笠。
戴笠正在吃饭,看见沈醉进来,十分高兴:“小伙子,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呀,我该怎么奖励你呢?这样吧,你等会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们好好聊一聊。”
下午,沈醉如约来到戴笠的办公室。戴笠询问了他在上海的工作情况,对他的工作表示满意。说着拿出一张纸,用毛笔写了几行字,盖上鲜红的大印,递给了沈醉:“徐昭俊抓起来了,上海区情报组组长的职位空缺,你来干吧。”
沈醉接过来一看,是盖着大印的委任状,他受宠若惊:“谢谢处长的栽培,我一定要好好工作。”
拿着戴笠的委任状,沈醉回到上海上任了。
情报组的那帮特务,年龄都比沈醉大,个个都是老资格。他们有的是黄埔毕业生,有的是黑帮头子,有的是出道很早的地痞流氓,现在见到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要来当他们的头儿,都不服气。但这是戴老板的命令,谁也不敢不服从。明里相安无事,暗地里这帮人专跟沈醉过不去。沈醉给他们布置的任务,不好好完成。安排的工作,讨价还价,软拖硬磨。为此,沈醉窝了一肚子火。
情报组有一个成员叫周迅予,此人不好好干事,游手好闲,逛妓院,下赌场,根本不把沈醉放在眼里。有一次,沈醉批评了他,没想到他居然嚷了起来:“怎么,老子就是去了窑子,你能把老子怎么样。”
沈醉决定杀一儆百,先拿周迅予开刀。
沈醉知道周迅予经常不回家,薪水不给家里,全在外边胡花光了,他老婆拿他没有办法。于是,沈醉给会计交待,从周迅予每个月的薪水中扣下四十元,亲自送到他家里。为此,周的老婆非常感谢沈醉,并对他说:“这该死的,成天不着家,钱也不给家里,要不是沈先生,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每次去送钱,周迅予的老婆都要诉一番苦,把周迅予在外边干的一些坏事说给沈醉听。沈醉回去以后,就把在周迅予老婆那儿听到的全记下来。几个月后,沈醉把周迅予的所作所为整理成详细的材料,交给了戴笠。这份材料罗列了周的三大罪状,说他“不务正业,玩忽职守,背叛组织”。
这三大罪状在军统中是要受到严厉惩处的。戴笠看到材料后,十分恼怒:“周迅予无法无天,太不像话。”提笔批示道:速解周迅予来南京受审。
收到戴笠的批件后,沈醉故伎重演,让周和他一起到南京汇报工作。等周一到南京,几个打手就将他拿下,送进了大牢。
打那以后,情报组的特务,知道了沈醉的厉害,再也不敢在他面前放肆了。
戴笠贿赂蒋介石、宋美龄身边侍从,沈醉充当忠实的跑腿
抗日战争爆发后,沈醉跟随军统来到了重庆。
军统特务组织搬到重庆后,戴笠趁这个机会,对军统进行了大整顿。军统总部下设情报、行动、电讯、总务等八个处。沈醉被提拔为总务处处长,成为军统中最年轻的处级特务,人称沈醉是军统的总务专家。
十年特工生涯,此时的沈醉可不是当年初到上海的毛头小伙了。
为了报答戴笠的知遇之恩,沈醉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死心塌地地为戴笠效劳。不久,因为表现突出,戴笠提拔他当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兼督察长。
1939年隆冬的一个傍晚,戴笠把沈醉叫到办公室,交给他十几个密封的信袋,里边鼓鼓囊囊的,不知装的,什么东西。戴笠对他说:“请你今天晚上九点整,把车开到上清寺附近,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停下,会有人来取走这些信件。你去时不要带其他任何人。”接着,戴笠问了他汽车的牌号后,就进里屋打电话,告诉对方车牌号。整个事情搞得很神秘,沈醉不好多问,只得照着戴笠交待的去办。
蒋介石的官邸就在上清寺。晚上九点不到,沈醉将汽车开到上清寺附近,停在一棵大树底下等候。不一会儿,便有人悄悄来到小车旁:“请问戴局长有信给我吗?”
来的这些人中,有的是蒋介石的秘书,有的是宋美龄的女佣,沈醉问清他们的姓名,便将信封交给她们。约摸半小时,信封被一一取走。
这样的事情有过好几次。后来,沈醉才知道,信袋里装的是现金或金银首饰。戴笠买通了蒋介石身边的这些人,他们就为戴笠办事。如戴笠有急件要送给老蒋批阅,他便让沈醉去找这些人,他们会想办法把公文放在蒋介石办公桌上待批文件的最上面,让蒋介石首先批阅这些文件。
由这件事可以看出,沈醉是军统中戴笠最为信任的特工。
山城重庆的4月,阴雨霏霏,一连多日不见太阳。
这天,沈醉站在办公室窗前,望着窗外淅淅沥沥的春雨发着呆。一声“报告”,才把他惊醒过来。
一个特务推门而入:“郑介民先生来访。”
“哦,快请进。”话音刚落,郑介民已跨了进来:“我是不请自到啊。”
郑介民高高的个子,黝黑的面孔,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一身军服熨烫得笔挺。他名义上是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实际是军统中仅次于戴笠的特务头子。 “郑副厅长,快请坐。”沈醉忙让人上茶敬烟。
“沈处长,你忙,我也不多打扰。”郑介民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了沈醉。
沈醉接过信,打开一看,这是一封写给蒋介石的匿名信。
郑介民对沈醉说:“蒋夫人看到这才信后,大发雷霆,命令你们三天破案。”说完,起身告辞。
送走郑介民,沈醉马上安排特务侦办。他对侦办人员说:“找一找市区被日机轰炸的房子,看有没有挨炸的商店。”
特务侦察后,很快回来报告说,黄垭口有一家被炸的商店。
沈醉命令行动组将商店老板抓起来。经过严刑逼供和核对笔迹,老板招供,那封信就是他写的。
案子很快侦破了结,郑介民带着沈醉去见宋美龄。宋美龄十分高兴,奖给沈醉一支派克金笔。
沈醉挺身而出,要到解放区营救戴笠
1946年3月17日深夜。重庆军统局本部毛人凤的办公室灯火通明。
毛人风在室内焦躁不安地来回走动。戴笠乘坐的C—77型222号专机,今天中午由天津起飞后,原定到上海后再转往重庆,可是到现在都没有任何消息。来自上海方面的消息说,戴笠的专机飞临上海上空时,正好下大雨,飞机转飞南京。而南京机场说,没见戴笠的飞机。毛人凤知道情况不妙,分别急电天津、济南等处查询戴笠的下落。按照戴笠过去的习惯,他从任何地方动身到达一个新地方时,一定要与毛人凤联系,而且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三小时。这一回,竟然半天没有戴笠的任何消息。
天慢慢亮了。电讯人员忙了一个通宵,仍没有戴笠的消息。
毛人风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揉了揉发红的眼睛,决定马上向蒋介石报告。
蒋介石一听戴笠失踪,非常着急,亲自打电话到航空委员会询问222号飞机的下落,得到的消息与毛人凤提供的一样。
“会不会因为天气或飞机故障,迫降到共产党地区?”蒋介石急切地问毛人风。
“但愿如此。”毛人凤笑道。
“你马上派出人员,携带无线电台,到可能降落的共产党区域上空寻找,发现222号飞机,如不能降落,则跳降落伞下去营救。一定要设法尽快找到戴局长。”蒋介石下达了命令。
毛人凤回到军统局,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蒋介石的指示。
半个小时过去了,与会人员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仍没有人表态。见此情景,毛人凤不禁声泪俱下:“如果没有人出来承任务,怎么去向委员长交待?”
正在毛人凤为难之时,沈醉站了起来:“我去完成这个任务吧。”
毛人风大喜过望,走过去一把握住沈醉的手说:“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代表戴局长,向你表示感谢。跟我一块去见委员长。”
沈醉随毛人凤来到上清寺蒋氏官邸。蒋介石立刻接见了他们。他对沈醉说:“各地都没有发现戴先生的飞机,戴先生极有可能迫降到共产党占领的地区了。你带上报务员和医生,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找到戴先生,将他营救出来。今天下午就出发。”
蒋介石问沈醉:“你跳过降落伞没有?”
沈醉回答:“没有。”
“哦——”蒋介石沉吟了一会儿,对沈醉说:“你们下午先练习跳降落伞吧,明天一早就动身。”
“是。”沈醉一个立正,准备退下。
“慢,我给你们写个手令带上。”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又从笔筒里取出毛笔,伏在桌上写了起来。写毕,又让秘书拿去盖章,交给了沈醉。沈醉拿在手中一看,这几行字是:
无论何人,不许伤害戴笠,各军政机关,地方政府,
如发现戴笠,应负责妥为护送出境,此令。
蒋中正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只等第二天出发。
晚上六点多钟,毛人凤接到军统南京办事处处长李人士的长途电话,说17日中午有一架军用飞机在南京附近的江宁县板桥镇坠落,他已派人前往侦察,是否戴局长的飞机目前还不知晓。
听到这个消息,毛人凤马上去向蒋介石报告。
蒋介石听了毛人凤的报告后,马上断定这架飞机就是戴笠的座机:“戴局长可能已遭不幸。”说着,蒋介石的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
蒋介石最后决定:不管消息确切不确切,原定计划不变,去南京的飞机明早起飞。
当晚,沈醉与毛人凤,还有几个特务,都没有回家,等候着南京的消息。
十点多钟,蒋介石来电话,叫毛人凤去一趟。
半个多小时后,毛人凤哭丧着脸回来了。原来,蒋介石已从航空委员会那里得到消息,南京附近坠毁的飞机就是戴笠的座机,机上人员无一生还。
第二天,沈醉由重庆飞往南京。他到南京时,军统局驻南京特务已到飞机失事地点收戴笠的尸去了。
收尸的特务回来告诉沈醉说:“戴局长死得很惨,全身烧焦,缺胳膊少腿,几具尸体已分不出谁是谁了。”
沈醉闻言,大哭了一场。
刺杀李宗仁的阴谋,来自蒋介石的指令
1948年11月的一天,在昆明担任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的沈醉突然接到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一份急电。第二天便从昆明坐飞机到上海,再转乘火车前往南京。
小车把沈醉一直送到保密局外宾招待所“诚庐”休息。“诚庐”位于玄武门到傅厚岗的一条马路上。这里大树遮天,环境幽静,是保密局专门用来作为中统局、宪兵司令部、国防部二厅等特务机关首脑开会用的。沈醉心想:平日一般外勤省站负责人去南京,多半安排住安乐酒店或保密局开设的珠江饭店,这次例外地让我入住“诚庐”,是什么意思呢?一种职业的敏感,使他对这种招待感到奇怪。
吃过午饭,沈醉正准备去见毛人凤,毛却先到“诚庐”来找沈醉了。
见到毛人凤,沈醉正想把云南站的情况向他作一汇报,毛人凤摆了摆手:“云南的事情回头再说,这次请你来,有一件重要的工作要你去完成。”说着,压低了声音,“蒋先生给保密局下了命令,近日要干掉李宗仁,并指定这次任务要你来完成。等一会儿,蒋先生要在官邸见你。”
到了蒋介石官邸后,两人在会客室等着接见,从下午三点一直等到五点多钟,蒋介石才走出办公室。
“毛局长,沈处长,让你们久等了。”蒋介石一口浙江话,让沈醉听起来有些吃力。
蒋介石询问了沈醉在云南站的工作,又问了问他家里的情况,闲聊了几句,沈醉那颗紧张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
“你知不知道这次把你从云南叫来是为什么吗?”蒋介石的谈话转入正题。
“刚才毛局长简单的告诉了我。”沈醉毕恭毕敬地回答。
“沈先生,这次要你主持这项工作,能不能完成,关系到整个大局。”蒋介石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接着说道:“别看共产党现在闹腾得这么凶,那并没有什么可怕。共产党迟早是可以打败的,但内部的捣乱比共产党更难处理,我决定采取这个办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好使内部统一,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说到这里,蒋介石的脸色凝重起来:“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所以能胜仗,而我们却有两个三个敌人,几方面对付,困难要多得多啊!”
听蒋介石说着这些,沈醉坐在沙发上,只是一个劲的点头。
“这件事情,是关系到党国安危的大事,你绝对不能泄露。回去后,赶快布置,何时动手,毛局长会告诉你的。”蒋介石点点头,结束了谈话。
第二天上午沈醉来到保密局。毛人凤找来了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其武和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四人关在办公室里密谋一番。
沈醉接受任务后,马上制订了行动方案。毛人凤又选派了秦景川、王汉文两个特工作助手。
秦景川在军统看守所中担任枪决犯人的工作,此人一脸横肉,心狠手毒,枪法准确,视杀人如儿戏。王汉文过去是东北的土匪头子,从小就干杀人越货的勾当,有一身武功,枪法更是百发百中,能以手枪射落空中飞鸟,弹无虚发。
沈醉与叶翔之开着车到李宗仁公馆侦察了好几次。李当时住在傅厚岗后面,沈醉发现,李公馆门前的马路不是很宽,李宗仁的汽车进出转弯时速度很慢。如果在这里动手,从两面同时射击很有把握,沈醉决定把这个地方作为伏击点。为了进一步打探李宗仁的行踪,沈醉让人在通向李公馆的马路转弯处开了一个书报摊,以次为掩护,进行侦察。
为了防止李宗仁突然离开南京,沈醉又分别派人在南京光华门外飞机场附近一条小街上开了一家小杂货店,在那里安排了两个特务,日夜监视路上的汽车,如发现李到机场乘飞机就立刻报告毛人凤,通知空军,用战斗机在空中将李的座机击毁。
当时桂系军队有一部分在安徽,为了防止李宗仁乘火车离开南京去安徽,沈醉派人在火车站附近买了一座小木房子,在那里摆设了一个香烟摊,监视车站来往的车辆。此外,在汤山通杭州的公路上,也派了两个人开设一家小饭馆,进行监视。
另外还在白崇禧的住宅对面,开了一家小酒馆,白崇禧的卫士成天在这家酒馆里饮酒聊天,这对监视白的行动提供了方便。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沈醉又请毛人凤拨给特别行动组两部速度最快的小车,准备在李宗仁坐火车或汽车离开南京,伏击失败时,可以追到半路上去进行狙击。
特别行动小组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万事俱备,只等蒋介石下令。
转眼到了1949年1月中旬,淮海战役已经结束,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全部被歼。当时蒋介石正在考虑是暂时退休交给李宗仁来代理,还是把李宗仁暗杀后自己继续干下去。所以,对于掉李宗仁的事迟迟下不了决心。
1月20日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沈醉从睡梦中惊醒。电话是毛人凤打来的,他要沈醉马上到保密局来一趟。
一进办公室,沈醉就发现毛人凤脸色阴沉沉的。他对沈醉说:“时局变化很快,前线形势极为不妙。总统准备下野,让李宗仁与中共和谈。所以,特别行动小组立刻结束工作,所有担任监视工作的人交给人事处另外安置。你把秦景川、王汉文带回昆明去,以后还有用得着他们的时候。”
刺杀李宗仁的行动,就这样悄然无声地流产了。李宗仁因为蒋介石临时改变计划,保住了一条性命。十七年后,当李宗仁从沈醉口中得悉这些后,还是出了一身冷汗。
国民党的“智多星”,也救不了沈醉
解放军攻占国民党的老巢南京后,挥师南下,全中国的解放已是指日可待。
云南人民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发起了驱赶国民党驻滇所有军政机关的活动。军统头子毛人凤见大势已去,经请示蒋介石后,将军统云南站撤到了四川,命令沈醉仍留在昆明,与当时的云南省主席卢汉保持联系,企图控制云南。
按到命令后,沈醉马上派军统云南站副站长皮绍晋将已暴露身份的特务带往重庆,凡没有暴露的特务都留下来。
这次,沈醉的家眷也随同一起去了重庆。
再说沈醉送妻子和孩子走后,他的家就成了军统云南站的指挥所,他让人在楼下设了一小型电台,保持与军统局本部的联系。
1949年9月,蒋经国与蒋介石先后来过昆明,给沈醉打气,说美国马上就要出兵,共产党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命令沈醉要在云南站住脚跟,保住这个惟一可以直接与国外联系、争取美援的反攻战略要地。
时间很快到了12月。解放军挥师大西南,攻占成都已成定局。云、贵两省人心浮动,解放也是迟早的事情。
此时,昆明街头到处传言卢汉要投靠共产党,沈醉也不断得到卢汉要举行起义的情报。他急忙把卢汉的情况向毛人凤作了汇报,并作好了捕杀卢汉的准备。
为云南形势所迫,毛人凤害怕抓了卢汉后,会导致云南人民的强烈反抗,虽然对卢汉恨得咬牙,但迟迟不敢下达命令,只是让沈醉加强对卢汉的监视。
为了摸清卢汉的底细,沈醉心生一计。
这天下午,沈醉来到位于五华山的省政府办公楼求见卢汉。一走进卢汉的办公室,沈醉就对他说:“目前,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昆明活动得厉害,卢主席能不能派出军队对全市进行一次大搜捕,并提前对发电厂、兵工厂安放炸药,在国军撤离昆明时进行爆破。”
卢汉听后,摇了摇头:“目前时局紧张,不能这样做,免得人心更加混乱。”
听罢此言,沈醉知道情况不妙,回来后即与毛人凤联系。毛人风不敢对卢汉贸然动手.在电话里支支吾吾.犹豫不决。
就在沈醉去见卢汉的三天后,军统特务徐远举由成都飞来昆明。与徐远举一起到昆明的还有军统总务处处长成希超、经理处处长郭旭。郭旭带着一手提箱金条,那是军统的活动经费。
他们一行三人到昆明后十分紧张,请沈醉赶快帮忙弄到去台湾的机票。
正当沈醉送徐远举等人去饭店休息时,传令兵送来了张群要他晚上去卢汉家中开会的通知。拿着通知,沈醉十分犹豫,他怀疑这是卢汉设下的圈套,便拿着通知问徐远举:“你看这通知上是不是岳军先生的图章?”
徐远举就着灯光,仔细地看了看,然后肯定地说:“没错,是岳军先生的。”
话虽这么说,沈醉还是不想去。
徐远举因急于知道昆明的飞机什么时候能开禁,便劝道:“岳军先生来了,一定会有具体安排,你还是去听听他的意见吧。”
和徐远举分手后.他分别给绥靖公署的几个处长打电话询问是否接到了开会的通知,他们都说没有。沈醉又打电话到卢汉家找张群,想问问开会的事情,接电话的人说:“张长官很忙,你准时来开会,有事可当面向他说。”
沈醉意识到情况不妙,但又没有不去开会的理由。如果真的是张群有新的具体布置,自己不知道,就无法完成蒋介石、毛人凤交给的任务。思来想去,沈醉最后作出了参加会议的决定。为了以防万一,他回办公室向台湾的毛人凤发出了最后一个电报:
时局已到不可挽回之势,我当尽力而为之,如不成功,只有来生再见了。
与此同时,沈醉把手下的警务处处长苏子鹄和副站长胥光辅叫来做了交待:“如果我晚上十一点钟没有电话回来,你们便把所有档案、名册烧掉,并立即将交警部队、刑警大队等城内所有人员,还有电台、文件等迁到26军军部。”
临走之时,沈醉又把自己的座车交给了胥光辅:“万一有情况,我这辆车跑得快,便于你们行动。”说着,又解下了随身的手枪和笔记本,交给了胥。
一切交待完毕,沈醉开着胥光辅的吉普车前往卢公馆开会。
为了摸清情况,沈醉没有走卢汉旧公馆的正门,而是绕道翠湖东路,驶向卢汉的新公馆。
吉普车开进公馆。沈醉下车后走上台阶,正好看见张群独自一人沮丧地坐在大客厅里,门外站几个人。张群看到沈醉进来,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无可奈何地把两只手一摊,表示一切都完了。
看到这种情况,沈醉连忙抓起走廊里的一架电话机想打电话。卢汉的几个副官立刻围了过来,说道:“电话不通了。”并领着他往老公馆会客室走去。
这时,沈醉知道,一切全完蛋,他已经被软禁了。
12月10日,卢汉通电全国,宣布起义。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云南省政府冉冉升起。随后,卢汉把沈醉等一批软禁起来的国民党高官送进了监狱。
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沈醉被作为要犯交给了昆明军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