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特别青睐“竹”的原因
竹，随遇而生，虑心直节；干云而上，四季常青，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也备受历代文人墨客的青睐。竹的形象，最早人画是以工细的双勾填色形式出现，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可见人们对竹的喜爱，代表画家有王维、萧协律、李颇、黄筌、崔白、吴元瑜等人。相传五代西蜀郭崇韬之妻李夫人，独坐南轩，见轩外竹影婆娑，映在窗纸上，用笔描出，始创水墨画竹法。宋人黄山谷云：“吴道子（唐代画家，有画圣之誉）画竹，不加丹青，已极形似。”元代，张退公著《墨竹记》云“夫墨竹者，肇自明皇，后传萧悦，因观竹影而得意，故写墨君。”可见，以墨画竹唐代就已有之，并非始于五代。从勾勒填色到水墨丹青，是民间绘画到文人写意的变化过程。综观历代画竹高手首推宋代文同（字与可，曾任湖州太守，世称文湖州）。画竹叶分阴阳，“以深墨为面，淡墨为背”。他是大书法家苏东坡的表兄弟。也是诗文书画相知的好朋友。苏轼评价文同画竹是“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而文同画竹又屡请苏轼题识，于是“文画苏题”也就成了画竹史上的美谈。这不是简单的诗画结合和朋友默契，也开创了文人诗、画结合的一代新风。说起画竹，苏东坡对文同佩服得五体投地，“终身北面事之”。苏轼本人也有惊人的绘画理论。他总结出“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稍纵则逝矣(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堰竹记》)”。这段高论就是成语“胸有成竹”的出处，也道出了绘画艺术和自然规律的一致性，一直影响着后世的绘画发展。由于文同、苏轼在画竹方法上的杰出贡献，“湖州竹派”一直主宰着画坛。元代的李衎师从文同，“尽得文湖州不传之妙”；其他画竹名家如元代的柯九思、吴镇、管道升，明代的王绂、夏昶等人无不受其影响。画竹史上另一个重要人物当数清代的郑燮了。此人是扬州八怪之一，字克柔，号板桥，一生擅画墨竹，融真、草、隶、篆于一炉，自创六分半书。“日间挥写夜间思”，每画必题，若“乱石铺街”，错落有致。板桥画竹师法自然，每画前，早已“胸有成竹”，但“胸中之竹并非眼见之竹，手中之竹又非胸中之竹”。主张“未画之先，不立一格，既画以后，不留一格”。强调“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与苏轼的“胸有成竹”论一脉相承而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历代画竹的高手既是诗人，又是书家。他们以诗言志、直抒胸臆。强调“骨法用笔”，以写代画，竹干用篆文、竹节用邈隶、竹枝用草书、竹叶用楷锐。正如板桥题《兰竹册页》中所说：“要知画法通书法，兰竹如同草隶然。”这也就是写意文人画的显著特点。竹，作为文人画的主题，无处不体现书画家的感情色彩和精神境界。能表现出竹子的风、晴、雨、露，春、夏、秋、冬，只是画家的技巧所在。一种无花无果又无多大变化的草木，千余年来久画不衰，其主要原因是每幅作品都有自己的主题，都凝聚着画者的情感。既可以表现其“未出土时先有节”，也可以画“到凌云处总虚心”。与其说作品感人，不如说是作者的情操感人。板桥先生画竹并非顶级高手，“工细有余，萧散不足”，然而诗情画意的“板桥画风”却令人刮目相看。他画一竿竹枝本无厚非，但题上“乌纱掷去不为官，囊囊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鱼竿”，就充分体现了画家不与朝廷合作，甘愿“两袖清风”去退隐的清高心境。画两竿修竹题上“本是同根复同气，有何卑下有何高”，从中表现出了板桥先生对社会以贫富来分贵贱的不平心理。在一片竹林上题“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通过这画里“竹音”，流露出了作者时刻关心人民疾苦的父母官心态。当然，一幅作品题上诗文可以使境界升华，但是，不贴切的题跋和庸俗的词句也会有伤画面，且有如邯郸学步，盲目师从。
画竹除水墨之外，尚有蹊径。宋仲温画朱竹、虚谷画绿竹、程堂画紫竹、解处中画雪竹、完颜亮画方竹等也都别出一派，各领风骚。竹，是中国画中的“四君子”之一，是虑心向上、高风亮节的象征，文人墨客好清高、重文雅，往往寄情自比。作画讲究人品与画品并重，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仍不失有健康向上的积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