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迷信在现代占据的地位
要在2006.10.22日前回答，谢谢。
参考答案:文化是生产力的重要要素，是一个国家民族综合实力的表现。全面建设小康生活，必须大力弘扬先进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封建宗族思想是腐朽落后文化，近年来在广大的中国农村，有复活和蔓延趋势，已经成为农村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障碍。因此，了解中国农村宗族思想的嬗变、社会危害、消解策略等，是进行乡村文明建设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
一、宗族释义
宗族是由男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大多数宗族史论著都认可家庭是宗族的基本单位，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把宗族也称为家族。宗族现象几乎在世界所有民族的历史上都存在过，延续时间有的长达数千年，古代的希伯来、德意志、斯拉夫、亚述、赫梯等民族，我国的匈奴、鲜卑、突厥、女真、预考然等北京游牧民族、南方一些以务农为主的少数民族以及一些汉族地区等概莫如此。
宗族现象一般体现为宗祠、族谱、族规、族武装、族墓地等现象，其基本物质在于血缘性、聚居性、封闭性、稳定性、等级性、农耕性、自给性等。（1）宗族首先是在一定的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血缘关系定格形成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往往表现出某种程序的合一。（2）宗族内族权、父权、夫权统治广泛存在，体现出强制、依附、从属的宗法家长遗风。对违背族权、父权、夫权统治的人往往处以杖打、诛伐、革除出族等严厉的惩罚。（3）宗族共财制广泛存在。宗族组织往往作为聚宗合族、祭祀、修缮、互相救济、组织生产、抵御外敌的工具，这就需要实行一定程度的宗族共财制度，提供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4）受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制约，宗族共同体具有超稳定性和封闭性特征，这种超稳定性和封闭性既是宗族滋长的胎盘，又是宗族繁衍的结果。
二、宗族的存在、发展是历史的过程
宗族是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马克思在《民族学笔记》中论述民族问题时就曾提到了介于在“氏族”和“家族”之间存在一种“组合家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论述古代德意志人的土地制度时也曾指出：“至于他们的经济单位是氏族，还是家庭公社，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共产制亲属集团，或者所有三种集团依土地条件的不同都存在过，关于这些问题将来还会长久争论”。这里马克思的“组合家庭”、恩格斯的“某种共产制亲属集团”实际上就是宗族的原生意义。1917年，列宁在其《国家与革命》中直接将“宗族社会”当作人类社会的一个阶段一宗族社会进入了人类的文明进代，因而它不同于原始社会；它不存在土地私人所有制，不能将人划分为阶级，因而它又不是阶级社会。
中国是一个宗法国家，长期以来，家居政坛之上，家国不分，家国一体。家庭组织孕育了宗族制度。中国的宗族制度生产于氏族社会末期，西周时代就基本成型，宋以后得到了典型表现到了明清，宗族现象极为普遍，特别是在南方。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宗族制度不仅不绝如缕，宗族秩序占居了主导地位，而且宗族制度及其变种长期渗透到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封建的统治者正是利用了宗族的这种特性物质进行行政控制，使得宗族现象在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当然，也使得“族权”与封建的“政权”、“神权”、“夫权”一道成为束缚中国传统农村的四条枷锁。
到了国民时期，国民党实行保甲制度，加强了对农村的权力控制，在一定程序上销蚀了宗族权势的主导地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井冈山根据地开始到50年代初，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阶级意识冲淡了血缘宗族意识在乡村中的影响力，对传统的宗族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但是，由于它是一场基于政治主导性的变革，乡村生产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农村生产力没有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没有根本动摇宗族存在的政治经济条件，宗族现象依然在滋生、繁衍。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合作化运动，按照统一经营、按土地入股和劳动比例进行分配的原则，推行了统购统销体制，第一次将绝大多数农民集合在跨家庭的集体组织中，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的合理配置来构建组织，创造了家族共同体组织的组织形式。这些措施从逻辑上超出了血缘关系，超出了宗族体制，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家庭的生产功能，从而削弱了宗族存在的根基。后来的人民公社则以“一大二公”的组织形式进一步强化了集体组织的地位和作用，配之以高度集中的国民经济体系。这种超血缘关系的劳动组织和统一指挥的劳动形式再次削弱了家庭的生产功能，宗族的基本功能被限制。再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则是以一种更加绝对的方式完全打倒了家庭共同体，撕开了家庭成员间亲情和血缘关系温情脉脉的面纱，宗族的影响降到了最低点。合作化、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使得农村地缘关系、业缘关系日益重要起来，农村村社由社会主义的统一制度构成了一个整体，实现了分散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同时，随着行政组织、行政权力、行政体制、行政指挥等环节在乡村正式确立，乡村有了完整的正式组织，宗族文化的生存土壤被切割，宗族文化被相当程度的控制。但是，这种统一的整体并非是建立在由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达而决定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虽然行政力量在乡村的延伸达到了顶峰，但是，这种行政权力也不是以物质生产的提高为基础的。所以，宗族文化的生存根基并没有被完全摧毁，宗族文化并没有消失，只是进入了一个暂时休克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变革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小城镇的建设、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民工潮”的涌动，构成了一道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景观。但是，应该来说，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还未得到根本性转变。较低水平的生产力还无以能够破除农村宗族势力的政治根基和经济土壤，加之随着国家政权力量在农村的弱化，社会控制的乏力、社会体制的离散，宗族现象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其社会特性还相当活跃。
三、中国农村宗族势力复活之原因
通常可以用两个标准来判断宗族现象是否复活；一是看是否修了族谱，一是看是否维修或重建了祠堂。以此来观照中国农村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地方特别是南方许多村庄，小到修祖坟、祭祀，大到修族谱、开庙会等，形成了一道宗族复活的灰色景观。当然，宗族现象之所以死灰复燃自有其社会背景和社会条件。
（一）聚族居住—宗族繁衍的温床
唐代诗人白居易描绘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聚族而居的景象：“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死者不远葬，坟墓多绕村”。“一村惟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由于聚族而居，以血缘为纽带，共处同一块土地，共同分享有限的资源，话人自然形成利益共同体，这便为宗族势力的滋生提供了温床。改革开放之后，社会流动有所增强，血缘关系受到一定程度的弱化，地缘关系、业缘关系有所发展，但是，自然村依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社区行政区划的基础和主要居住模式，这种以血缘为纽带，以地缘为基础的聚族而居生存方式自然就成了农村宗族势力繁衍和宗族复活的肥沃土壤。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宗族复活的生存平台
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民族性的了”，“为了经营这许多事业，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这段话说明了两层含义，一是中国农村社会，家庭必然会扩大为家族，家庭作为宗族的基本构成单位，家庭的观念是家族势力复活的酵素；二是家庭要经营各种事业就家族内的互动与互助，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又一次改变了农村的基本生产组织形式，家庭被重新赋予了相对自主的生产权和分配权，家庭的生产性功能得到了恢复和强化。但是，这种小逐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在抵御农业生产的社会风险方面显得既先天不足又后天发育不全，面对农具单一、劳动力不足、生产资金短缺、经营渠道不畅、信息闭塞等生产性问题，它天然地需要社会互助与支持，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小农生产方式远远不能满足生产协作、农民互助和农民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这时，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未健全的情况下，对于深受悠久而深厚的宗法家族文化影响的农民来说，依靠、依赖、利用宗族资源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所以可以说，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所伴生的小农生产方式是农村宗族文化复活的生长平台。
（三）农村基层权力的弱化—宗族复活的契机
从权力的结构和性质角度分析，宗族权力实际上是一种同国家公共权力相平行和对立的私人性质的权力，只要公共权力弱化，宗族权力就会膨胀。在我国，1982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新宪法改变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了乡政权。随着政社的分离，主要以行政村为划分依据的自治性群众组织即村民委员会，便取代了原有的生产大小队，行使管理农村基层社区的职能，然而，由于村民自治组织其起步阶段的脆弱性，加之其自身某种程序的非规范性，使其无法强有力地行使法律赋予自身的权力，村民委员会的职能在实际中没有有效的执行，对村民生活的介入和对社区运转的调控能力较之改革前的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来讲大大被弱化，这时，就会出现巴林顿·摩尔所指出的那样，在农民面前，为其带来安全感的旧的统治权力消失后，“所有的隐匿的豪杰、不法商人，匪盗之徒以及诸如此类人物都从地下冒了出来，填补目前统治着的倒台所产生的真空。”农村基层权力的脆弱决定了农村非正式组织的滋生与滋长；由于缺乏相应的对抗力量，注定了非正式组织对部分自治权力的僭取，从而导致农民对宗族族权淫威的遵从与对宗族组织的依赖，导致自治权力向宗族组织转移或部分转移。
（四）情感归属和社区认同—宗族复活的社会心理
宗族群体及其所固有的修建宗庙、宗谱、祭祀等宗族活动，它本身饱浸着情感力量，对族人有着不可替代的情感归宿和精神满足感，这是宗族复活的心理基础。改革开放后宗族思想的复活，一方面是社会生活中长期被压抑的心理和情感势能释放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处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农民，面对快速变迁的社会心理乏力，精神漂泊，需要一种心理归属，这种心理空白，社会主义文化不去填补，非社会主义的文化甚至落后腐朽的封建残余文化就会去占领。
四、农村宗族势力对乡村文明建设的危害
宗族思想已成为我们今天始终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绊脚石，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危害从域限及程度上都是相当大的。大体来讲，主要具体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阻碍民主化村级管理，阻碍农村政治文明建设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国家形成的条件之一是血缘被地缘所取代，即社会分工、交换和生产必须冲破血缘的羁绊，开始按地区划分社会组织。但是，在我国早期国家的形成时期，地域理念并未彻底冲破血缘的束缚，从而使得我国的国家形态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人伦色彩。可以这样说，在历史上的中国农村，不是政治权力改变了宗族占主导地位的农村基本社会结构，而是宗族组织亲和了政治权力，使其带上强烈的血缘色彩。所以，在中国的农村，往往村级政治领域与宗族势力范围重合，村治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族势力的制肘。宗族精英介入村政，大大销蚀了以法理为基础的基层组织的应有权威，有的甚至目无法纪，以宗族取代国法。在一些地区，宗族势力甚至控制和取代了基层组织，宗族权力成为了与国家行政、司法权力平行的一种私人性质的权力。这直接影响了农村的政治走向，直接影响了政治民主化进程，阻碍了政治文明建设。
（二）阻碍农村经济发展，阻碍物质文明建设
宗族明显的封闭性与保守性，与农村市场经济建设所要求的开放性相悖；宗族的分散性又使得各个宗族群体间相互排斥，不利于社会经济的一体化；宗族通过宗族活动以及祖训、族规等宗族驯化控制了族人的思想和心灵，个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被压抑，抑制了现代农民的培养，而且，在宗族精英的煸动、组织、领导下，族人对修建祠堂、修谱、祭祖等宗族活动表现出极高的兴趣和热情，劳民伤财。这些都是损害了现代农民的权利，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建设和农业发展，直接危害物质文明建设。
（三）危害农村社会治安
小农式的家庭生产方式天然地包含着奴驭和一定的对立情绪。恩格斯的《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饮食着农奴制，因为它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也曾分析指出当时法国农民的小农生产方式是法国农民纠纷不断的根源。“…诉讼费用，一部分是法国法典对地产所规定的许多手续本身所直接引起的；一部分是互相接壤和互相交错的许多小块土地所有人间无数纠纷所引起的；一部分是农民的官司狂所引起的。”所以，我们在农村现实社会生活中看到，宗族总是自我封闭、绝对排他的，总是唯我独尊、唯我独是的，顺之者昌，逆者亡。它对外表现为“族民”与“公民”的矛盾，当宗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国家方针政策的执行往往遭到抵制；对内表现为本族与他族的矛盾，造成族与族的矛盾激化，有时甚至导致武装械斗，妨碍农村社会治安。
历史证明，虽然宗族现象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于各族人民聚宗合族、组织生产、互相救助、抵御外辱等方面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是，宗族思想以及它所伴生的任人唯亲、重男轻女、多生多育、宗族械斗等封建、迷信、落后、保守、排外等思想，阻碍了历史的发展，危害农村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清除宗族思想的毒瘤，消除宗族势力刻不容缓。
五、通过推进乡村文明建设削弱、消解宗族势力
十六大提出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立足中国实际，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开拓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新途径。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破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面对宗族复活，我们不能等闲视之，更不能听之任之，而应主动出击，该出手时必出手。其具体途径、方式、方法有多种多样，但概括说来，着力点无外乎在几个方面：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加快城镇化建设，提高生产力水平
恩格斯曾指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达，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是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社会学家迈克欠·米特罗尔指出：“只有家庭放弃生产性职能才能彻底削弱家长制。”所以，要真正解放家长制，铲除宗族思想，最根本的是要根本变革社会生产方式，提高社会生产力。只有生产力水平提高了，农村经济发达了，集体经济雄厚了，农村工作及基层组织才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公共权力才得以维护和正常运转，才有条件加强农村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组织化建设。而公共权力的正常运转、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完善和发展，就可能充分瓦解宗族内部的经济联系，削弱宗族势力，根除宗族思想，有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当前农村，转变生产方式，提高生产力的一种现实选择就是大力发展小城镇，加快城市化建设。社会现代化必须实现城市化，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我国乡村中的集镇自古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调节器。所以，要加快城镇化建设，使得农村富裕劳动力向非农生产和城镇转移，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繁荣农村经济，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二）加强基层民主政权建设加大依法治村力度
迈克尔·米特罗尔曾说，“一般来说，家庭职能转交给社会体制的长期过程是不可逆转的。现代的民法倒退为古代的血亲得分将是不切实际的。”加强基层民主政权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抗击宗族思想的强有力武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十六大提出要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切实做好基层党建工作，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在农村，加强党的基层工作，主要是要加强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探索让干部接受教育、使农民长期得实惠的有效途径。但是，今天，在广大的农村地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繁重艰巨的国内改革建设任务，党的基层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党员还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不少同志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还跟不上，许多党员干部的知识水平和领导水平特别是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还不适应；有些党员和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党性观念淡薄，拜金主义、亨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膨胀；相当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有的甚至被宗教、宗族或地方恶势力把持；村两委“两张皮”现象还相当突出。所以，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权建设相当迫切。而今天，要加强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一方面就是要全面贯彻《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使之成为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的政治基础和组织保障。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大依法治农、依法治村的力度。
（三）增强农村社区的社会流动
J·米格代尔认为，农民对外联系扩大后，农村的内聚力将会削弱，而且农民对外联系的规模将直接影响农村某些旧的政治结构和农民的政治行动。所以，合理的社会流动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社会流动指的是人们在社会关系空间或地理空间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的移动。社会流动虽然是个人行为，但它不仅对个人有意义，而且对整个社会结构会生产影响。开放、动态的分层结构取代封闭、固定式分层结构，有助于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合理流动能拓宽社会各层次之间的接触界面，有助于各层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联系，消除心理隔阂，加强了社会整合程度；合理的社会流动能有效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开拓进取精神，给社会系统注入新的活力。而农村地区的自然特点表现在人际关系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人口的同质性较强，社会整合程度高，天然注定社区的社会流动性小。所以，增强农村社区的社会流动性，增强先进文化的互动和事例，阻击宗族文化部群是十分必要的。当前，增强农民的社会流动性，不外乎有两个方面：一是由外向内，通过大众传媒增强对农村的深入与辐射；二是由内向外，增强农民的对外流动，包括外出打工、干部交流、多民族杂居、移民等。
（四）开展公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培养现代农民
现代制度和现代人是一个社会现代化的两项基本方面。宗族思想强调的是秩序与服从，迷信与落后，所以，广泛开展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公民意识和农民素质，培养现代人是长期的根本的国策。今天的社会生活中，现代农民应该是以科学文化知识和先进的思想观念武装起来的农民，是开放、包容、民主、与时俱进的农民，应该对社会采取分析的态度，倾向于更积极的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具有普遍主义的取向，对人对事公平、公正、正义；具有开放性，乐于接受社会变迁，愿意接受新的生活经历；积极获取新的知识和信息，有较高的受教育和职业期待；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趋向于有计划性，应该具有与宿命论相对立的效能感，具有较强的时间观念，守时惜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