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在什么时候沿着什么路线传入中国内地
佛教是在什么时候沿着什么路线传入中国内地
参考答案:一、引论
佛教于何时何地传入中国，已难稽考。一般认为后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为佛教初传的年代，而且是经由西域诸国从陆路传入的。例如，日本佛教史学者冢本善隆说：东西交通的开始，使佛教经由中亚传入中国成为可能。追求利润的西方商人和随着佛教热而勃兴的佛教文化沿着已开辟的丝绸之路，从12世纪开始渐次地不断地流入甘肃陕西、河南①。白鸟库吉说：“佛教究竟何时何地传入中国？后汉明帝永平十年建立白马寺或稍前楚王英信仰佛教，即后汉初佛教传入中国无疑。……其传入的道路只有一条，即见于《汉书》的所谓‘罽宾•乌弋山离道’。”②汤用彤说：“佛教东渐首由西域之大月支、康居、安息诸国，其交通多由陆路，似无可疑。”③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佛教不是经由中亚从陆上传来，而是由南海从海上传来的。例如，镰田茂雄说：“从来认为佛教通过中亚、西域传入中国是最古的经路，若孔望山的石刻像（详见后述）确实是佛教像，而且是后汉的东西，则佛教早就经由南海传播到东海沿岸地方，南海航路相当早就发达了，佛教也是通过这条路传到中国东海岸的。”④
季羡林最早提出了佛教直接从印度传来的见解，但从海上还是陆上传入未加肯定。他说：“中国同佛教最初发生关系，我们虽然不能确定究竟在什么时候，而且据我看法，还是直接的；换句话说，就是没有经过西域小国的媒介，先从海道来的，也可能从陆路来的。”⑤吴焯与季羡林的见解一致，认为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较内地为晚，即佛教先入内地，然后传入西域。但他认为：“印度佛教由海路传入中国，最早亦当在桓帝末世，此时中原地区已流行佛教，并有译经的胡僧，则海路迟于陆路，固不待言。”⑥
与上述看法相反，我们认为佛教由海路传入中国比陆路早，至迟在后汉初年即汉光武帝之子楚王英信佛之前就由海路传入江淮。过去我们一直被佛教西域传入的成说所束缚，一谈到佛教传入，总以为是遵循陆路从西域传入，事实上佛教由陆路从西域传来的可信史料相当晚。沙畹（E. Chavannes）说：“四世纪之末年，佛教自犍驮罗传播于东土耳其斯坦，经唐古特人（指351年建都长安的前秦——引者）之媒介，传播于中国北部，又东渐至高丽。”⑦若按这种说法，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未免太迟，因为后汉桓、灵两帝以来始有佛教传入的可信记载是事实，正如道安所说，佛教“延及此土，当汉之末世，晋之盛德也。”⑧故佛教从西域传来不早于后汉末年，至晋代方始兴盛起来。历来关于佛教初传中国的传说，都是由于佛教与道教对抗，互竞兴教的先后，便将佛教东传的年代愈推愈远，所有引据都是出于虚构臆测，不足信。
梁启超佛教史造诣很深，他在《佛教之初输入》中说：“向来史家为汉明求法所束缚，总以佛教先盛于北，谓自康僧会入吴，乃为江南有佛教之始。其北方输入所取途，则西域陆路也。以汉代与月氏、罽宾交通之迹考之，吾固不敢谓此方面之灌输绝无影响。但举要言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路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⑨然而1000多年来史家沿袭成说，佛教从西域传入已成定论，要扭转这种成说实在不易。梁启超的海上始入说一提出，便遭到汤用彤的否定：“梁任公谓汉代佛法传入，光由海道，似不可信也。……（楚王）英之信佛，非即可证明自海道移植。……其所推论，按之事实，失之远矣！”⑩
要想改变成说固然不容易，但只要以真实的史料为依据，恢复历史真面目，都应予赞同。我们认为，交通路线的开辟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文化是借人通过交通而从甲地传到乙地的，佛教也不例外。事实上汉代与印度海上交通早于陆上交通，《汉书•地理志》就明确记载印度南部的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
印度使者来华，佛教会不会随之传入，这当然是个问题。不过古代外国人来中国朝贡者，其本身往往就是商人。汉武帝以来中印贸易已开是可以肯定的，而佛教与商人早就结下因缘。根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刚成佛，从菩提树下站起来，首先向他奉献食物的是两个商人。可以说哪里有印度或中亚的商人，哪里就有佛教。佛教借着商人传到国外，如后汉末年的安息商人安玄和东晋时的印度商人、居士竺难提（Nandi）都是著名的译经家。所以中印海上贸易，必然促进佛教向中国传播；同时佛教传入南方，也必然导致南方文化的发达。
二、丝绸之路与佛教东渐
（一）陆上丝绸之路
公元前206年汉朝成立，中国统一。不到百年，国家取得显著发展，四方疆域扩展，尤其西部边境形势大为改观。过去由北方诸民族隔绝的东土耳其斯坦完全归于汉朝经营之下，茫茫沙漠地带也随着汉朝在军事政治上的胜利而成为商人和使者的通道。正如《汉书•西域传》所说：这个地带（后称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塞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但后来《汉书》又破例，把天山以北的伊犁河流域和葱岭以西的锡尔（Syr）河、阿姆（Amu）河流域一带的国家也记入《西域传》。当时世界的交通网，以包括阿富汗、前苏联中亚地区、中国新疆的中亚为轴心，向东西伸展，形成一大国际市场。在这个国际市场上，中国的丝绸是最大宗的贸易品，深受西方各国的欢迎，当时罗马的贵族已作为丝绸的消费者而闻名。
然而罗马贵族所穿的丝绸全为安息（波斯）人所垄断。安息商人为获厚利，到印度西北部的罽宾国，越葱岭到中国。罽宾国在张骞通西域时还不被所知，至汉武帝末年方始出现，罽宾与中国的交通一直持续到王莽时代。这条道路的路程是：“罽宾（Kashmir，今克什米尔）→陀历（Darel，今巴基斯坦的奇特拉尔Chitral）之南）→悬度山（从塔什库尔干南下至喀布尔河流域的交通要地）→难兜（Gilgit，今克什米尔西北的吉尔吉特）→竭叉（Tashkurghan，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县）→莎车（Yarkand，今新疆莎车县）→皮山（Guma，今新疆皮山县）→于阗（Khotan，今和田）→且末（Cherchen，今且末县）→楼兰（Lopnor，罗布泊）→敦煌→肃州→甘州→长安。”(11)这条道路也叫“罽宾•乌弋山离（相当于阿富汗东南部）道”，不仅汉代，后世也被利用，入竺求法的诸高僧，大多遵循这条道路。
从汉朝方面来看，汉初虽然是执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但到武帝时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工商业也发达起来，特别丝织业繁荣，必须外销。但中国西部，匈奴势力强大，不仅阻拦道路，还经常扰乱边境，成为汉朝大患。因此武帝于公元前139年派张骞出使西域，打算与大月氏联合抗击匈奴。尽管张骞出使西域没有取得军事上的效果，但打开了东西交通的大门，意义重大。其后武帝从公元前129年起，三次派兵讨伐匈奴，把匈奴追逐到漠北。从公元前115年开始先后在陇西地方设置河西、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为统辖西域内属的36国，设置使者、校尉（宣帝时改为都护），保证了商路畅通。
关于当时东西交通，《汉书•西域传》记载有两大干线：“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师古注：循河也）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愈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上文说明，从汉朝赴西域有两条道路，即从敦煌出玉门、阳关，在盐泽（罗布泊）之北分为南北两道。南道经鄯善，至莎车，越葱岭，到大月氏及安息。南道是赴印度的干线，其中还有一条捷径，即不经莎车，而在莎车东南的皮山折向西南。《后汉书•西域传》德若国条说：“自皮山西南经乌罽，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叙利亚）。”从乌弋山离国至条支的道路，由后汉时派往大秦国的甘英勘踏了。这条赴印度的捷径，就是前述的“罽宾•乌弋山离道”。玄奘是遵循南道回国的，法显、昙无竭（法勇）、宋云、惠生等西行求法僧也是由南道赴印度的，还有六世纪中叶致力于译经事业的阇那崛多（Jnagupta）也是遵循南道从犍驮罗来到中国的。
北道是从楼兰北上至伊吾（哈密Hami），由此西行到高昌（吐鲁番Turfan），经天山山脉南麓，至龟兹（Kucha），最后到达疏勒（喀什噶尔Kashgar）。从疏勒西越葱岭，到大宛（Farghana，前苏联中亚的费尔干纳地方），若向西南行，可达罽宾。这条北道是通过天山山脉南麓的，所以也叫天山南路。鸠摩罗什（Kumarajiva）往来中印时都是遵循北道。达摩芨多（Dharmagupta）也是从北道来到中国的，玄奘曾于中途通过北道，由此道越过天山山脉而到所谓天山北路。
此外，还有从北道的焉耆（Karashahr）南下塔克拉玛干沙漠而至于阗的道路，法显通过这条道路。除上述高僧外，后汉时高僧支娄迦忏（Lokakasin），三国时的康僧铠（Samghavarman）、昙柯迦罗（Dhyarmakara）和昙谛（Dharmasatya）等，都是遵循南北两道相继来到洛阳译经的。上述赴印陆路的交通要地是于阗、龟兹和葱岭以西的犍驮罗三个地方，即所谓罽宾三国，是赴印求法必经之地。
如上所述，从中国经西域到中亚，甚至到印度或地中海的陆路，自汉武帝经营西域以来成为东西交通要道，贸易旅游频繁。因为这条路上所运输的主要贸易品是丝绸，德国李希多芬（F.Von Richithofen，1833-1905)就把它称作“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n）。
（二）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丝绸不仅受罗马贵族的欢迎，而且一般市民也普遍着用。由于罗马帝国需要大量进口丝绸，当然对安息（波斯）商人垄断丝绸贸易大为不满，打算另辟道路直接从中国进口丝绸。同时罗马人对中国南方产的珍珠、珊瑚、琥珀、象牙、犀角、玳瑁、药品、香料等的兴趣也不亚于丝绸，但中世纪后这些产品的贸易却被东方人垄断。
公元前29年，罗马初代皇帝奥古斯都（Octavianus，前63－后14年）被元老院和民会授予西班牙、加利亚（欧洲西部凯尔特族居住的地方）、叙利亚和埃及的十年军队指挥权，开始了罗马帝政时代。奥古斯都继承了凯撒(Caesar)的事业，控制了面临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叙利亚，使东西方直接贸易成为可能。现在罗马人必须逾越两大障碍——叙利亚方面的安息人和红海方面的阿拉伯人。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国……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质直，市无二价。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采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当时与安息人和解的时机尚不成熟，但为了避开阿拉伯人，罗马人却找到了一种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冒险越过阿拉伯与非洲之间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Mandeb)，利用六月末至九月的东南季节风穿过印度洋，直接到印度商港做生意。20世纪以来，印度及巴基斯坦全境发现68枚罗马金币，其中57枚在印度南部发现，金币大多数是奥古斯都和提比留斯（Tiberius，14-37年）时代的(12)。由此可见，一世纪初罗马商人已来到了印度，连结地中海和印度洋的经由红海的海路相当活跃。
《后汉书•西域传》又记载：“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61-180年）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通焉。”这是罗马帝国第一次与中国往来。据研究，这次航行是163年罗马（大秦）皇帝安敦打败安息后，遣使者由波斯湾乘船经由印度洋直抵中国交趾。因为使者所献的象牙、犀角、玳瑁都是安南产，并非从罗马带来。可见他们是安南登陆，就地采购土产的(13)。
从汉朝方面看，一方面因西域为匈奴阻隔，丝绸不能外运；另一方面，中上层社会也需要得到南海的珍异物产。汉武帝采取张骞的建议，打通从云南经缅甸到印度，再通往安息、大秦的另一条陆路，但没有成功。《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及元狩元年（前122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今阿富汗，古代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王国——引者）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四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为此，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前111年）设置南海、郁林、苍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七郡，隶属交州（包括今广州、广西及越南北部），积极向南扩展势力。
西汉时代，中印海道已开通，其路线在《汉书•地理志》中有详细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据研究，都元国位于马来半岛邑卢没国位于缅甸沿岸勃固(Pegu）附近；谌离国是伊洛瓦底江边的海港；夫甘都卢国在缅甸之蒲甘(Pugan）；黄支国即南印度的古国拔罗婆(Pallava）朝的首都建志补罗，今Conjeveram；皮宗是马来半岛的Pisang；已程不国即锡兰，今斯里兰卡(14)。这个记载表明了以下几点：(1)始航地是雷州半岛，乘的是中国船，至远海由蛮夷商船转送。(2)航海者是黄门译长，携带黄金丝绸，购回珍宝，这是官商。(3）其路线是：广东→印度支那半岛→麻六甲海峡→马来半岛→印度南部→斯里兰卡。(4）自汉武帝以来，印度南部的黄支国遣使朝贡，可见中印建交相当早。
后汉以来，中国与南海交通频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及《西域传》记载的有以下数次：(1)“逮王莽辅政，元始二年（2年），日南之南黄支国来献犀牛。”(2)“永宁元年（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诣阙朝贺。”(3）“永建六年（131年），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4）“天竺国一名身毒，……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四年（161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5)前述桓帝延熹九年（166年），罗马皇帝马克•奥理略遣使贡献。
以上掸国即上缅甸，叶调即爪哇，身毒即印度，黄支即印度南部的建志补罗。掸国或许从陆上来，其他三国及罗马则肯定是从海上来的。
杜佑《通典》卷一八八《边防》中对历代南海交通作了个总结：“元鼎中（前116－前111年）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后汉桓帝时，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奉使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鲜。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自梁武、隋炀，诸国使至逾于前代。大唐贞观以后，声教远被，自古未通者重译而至，又多于梁、隋焉。”
东西海上交通既开，使者、商人接踵而至，西方文化也随之传来，佛教率先从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段传到中国。尤其三国、东晋以后，遵循海道来中国弘法的高僧络绎不断。至唐代，弘法求法高僧往来于海上，形成高潮。
三、佛教陆上初输入说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传说很多，特别一些年代过早的传说，大多出于佛教徒自重家世，荒诞者多，可信者少。不过其中有的传说听来颇合情理，有的还被列入正史，近二千年来既成事实。然而近代以来，经前辈学者用科学方法考证以后，一些假的东西便暴露出来，恢复了历史真面目。这里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叙述一下有关佛教陆上始入说所据的史料，找出其虚伪性，从而论证佛教海上初输入说的真实性。
1.释利防传教说。道宣《广弘明集》卷一一法琳《破邪论》记载：“如释道安、朱士行等经录目云，始皇之时，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贤者，赍持佛经来化始皇。始皇弗从，遂囚禁防等。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
法琳在《破邪论》中所述的释利防传教说，南北朝以前无人谈过，其所据的典籍是《道安录》和《朱士行汉录》，但隋代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卷一五《未见二十四录》中列举了《道安录》，可见《道安录》在隋代就已经不存在了，唐代法琳时当然更不存在。《朱士行汉录》也被费长房列入《未见二十四录》之中，可见在隋代也已佚失，法琳根本无法看到，何况朱士行作经目录这件事本身就不能相信。因此，释利防传教说不能信为史实。
梁启超说，秦始皇（前243－前217年）与阿育王（Asoka，前268－前232年）差不多是同时代人，“阿育王派宣教256人于各地，……当时中印海路已开，阿育王所遣高僧至中国未必不可能，但与当时被坑之儒同一命运，对思想影响不大。”(15)
前268年阿育王即位，统一中印度，建立孔雀王朝，佛教中兴，在华氏城举行第三次结集，派宣教士256人到国内外传教，这些都是事实。据《善见律毗婆沙》卷三，传教区域是罽宾及犍陀罗吒（印度北部的迦湿弥罗及阿富汗南部）、摩醘婆慢陀罗（南印度奇士拿河一带）、婆那婆私、阿波兰多迦、摩诃勒吒（以上难确指地点，大概是印度边疆）、臾那世界（希腊人领土即阿富汗及中亚）、雪山边国（尼波罗即廓尔喀，今尼泊尔）、金地国（缅甸或马来半岛）、师子国（锡兰，即今斯里兰卡）。也就是东达缅甸及马来半岛，南渡海入锡兰，西逾波斯至地中海东岸，北抵雪山之尼泊尔，西北出阿富汗至中亚，东北因被匈奴阻隔，不可能到中国来。
2.休屠王金人说。《魏书•释老志》记载：“案汉武元狩中（前122－前117年），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
《魏书•释老志》把汉武帝从霍去病那里得到的休屠王的金人看作佛像，认为这是中国佛教流传的开始，这个记载显然是错误的。第一，获得金人的正确时间是元狩二年（前121年）春三月，霍去病破休屠王时，而决不是昆邪王杀休屠王投降汉朝时得到的。第二，金人是祭天的金人，不是佛像。最早将金人解释为祭天之神的是《汉书•金日 传》：“武帝元狩中，骠骑将军霍去病将兵击匈奴右地，多斩首，虏获休屠王祭天金人。”按匈奴的风俗习惯，每年三次（即正月、五月、九月的吉日）在龙城举行祭祀天神的活动。《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
从以上两书的记载来看，休屠王的金人是天神，而决不是佛像。再从印度佛教史来看，公元前印度佛教界尚未塑造佛像，只以法轮、菩提树和狮子座、莲华座等来象征和尊敬佛，或者以佛遗物（钵等），特别是收藏佛骨的覆钵形的塔来表现对佛的怀念尊敬之情。所以霍去病获得金人的时候，即公元前121年以前，印度还没有制作过佛像；一直到后来犍驮罗美术时期，即2世纪大月氏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统治时代，以印度西北部说一切有部派为中心的小乘佛教才制作佛像。因此，汉武帝时决不会有佛像传到西域，而且匈奴也不信佛教。
3.张骞闻教说。《魏书•释老志》记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
查阅《史记》和《汉书》，两书都未曾记述张骞谈到过佛教，只有《后汉书•西域传》关于身毒国记述如下：“天竺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小，乘象而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后汉书》的记载只谈到天竺流行佛教，没有提到张骞知道佛教。《后汉书•西域传》又说：“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西域，而两汉方志莫有称矣。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由此可知，《魏书•释老志》中的“始闻有浮屠之教”这句话不是张骞所说，乃是作者魏收根据《后汉书•西域传》所记载的“修浮图道”而增添的。后来唐代道宣在《广弘明集》中对魏收谈到身毒国有佛教的一段文章再次窜改。这样，《广弘明集》卷二所引《释老志》的这一段文章便变成：“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云：身毒、天竺国有浮屠之教。”这里张骞作为使节去大夏，回来说天竺国有佛教，显然这表明魏收及道宣窜改史实，或者是后世佛教徒为使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尽量提早才伪造这样的记事。
4.伊存口授经说。《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
关于博士弟子景卢（或秦景宪、秦景等）接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佛经的记载，除上述《魏略•西戎传》外，还有《世说新语•文学篇》注、《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等，一般认为这是佛教最初传入的最早记录。如汤用彤说：“最初佛教传入中国之记载，其可无疑者，即为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经》事。”(16)
我们认为，中国佛教始自前汉末年的推测大致无误，但它是由海路传来的，不是从大月氏由陆路传入的，因为公元前后大月氏还没有信仰佛教。
张骞于元光六年（前129年）到大月氏时，大月氏还是五部翎侯统治时代，那时还没有信佛。张骞在大月氏一年多时间，若大月氏有佛教流传，他不会不记。至百余年后的一世纪初（25-40年）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1)统一大月氏，建立贵霜帝国。他所铸造的货币上有佛像，但他的继承者阎膏珍(Vima Kadphises）的货币上却没有佛像，只有湿婆像，可见阎膏珍不信佛。近年来在阿富汗靠近前苏联的西伯尔罕地区发掘了一处贵霜早期墓葬（约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出土了大量附葬品，但没有一件纯粹的佛教艺术品，却有不少希腊神像，这些神像如带翅膀的阿芙罗底德的额上有类似佛像眉间白毫的标记，这说明佛教在这个地区远远还未明朗化和取得统治地位。因此，很难想象这时的大月氏会把正统的佛教传给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甚至中国(17)。大月氏真正信佛是在贵霜帝国第三代国王迦腻色迦（Kanishka，一世纪末或120-160年）统治时代。可见公元前2年时，中国不可能从大月氏的使者那里接受佛教。
5.汉明帝感梦求法说。据说后汉明帝（58-75年）梦见金人，派遣使者到西域去求法，这是向来被公认的佛教传入中国之始。关于这个传说，前辈学者作过种种考证，一般都认为是伪造。
记述这个传说的文献很多，有《后汉纪》、《后汉书》、《四十二章经•序》、《牟子理惑论》、《吴书》（《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中所引）、《化胡经》（《广弘明集》卷九所引）、《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冥祥记》、《梁高僧传》、《汉法内传》、《出三藏记集》、《魏书•释老志》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献以及唐代的《佛祖统记》。其中《后汉纪》和《后汉书》的记载，可以认为是明帝感梦求法说的原始资料，其他都是后代添加和修饰过的。袁宏《后汉纪》记载：“初，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象焉。”范晔《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
若将以上两个记载加以比较，则《后汉纪》的记述形式最朴素，《后汉书》是根据《后汉纪》略加润色，但《后汉书》一开头就说明这个记载是根据广泛流传的“世传”，可见范晔（398-445年）时代就认为是传说了。
其后，故事越来越详。《牟子理惑论》、《四十二章经•序》等记下了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人的名字，以及增添了在大月氏国抄写《四十二章经》的记事。此外，《水经注》、《老子化胡经》、《洛阳伽蓝记》等所记载的，都是汉明帝感梦求法说进一步发展时增添的。再至后代，南齐王琰《冥祥记》首次出现迦叶摩腾传说的资料，后由《梁高僧传》完成了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一起登场翻译《四十二章经》等的资料。《梁高僧传》及《洛阳伽蓝记》、《汉法内传》、《魏书•释老志》等又增加了白马驮经建立白马寺的故事，完成了汉明帝感梦求法说的整个记事，即佛、法、僧同时传入。故《汉法内传》说，此为汉地三宝（佛、法、僧）之初。这是汉明帝感梦求法说后世大行于佛教界的原因。
总的来讲，这个记载矛盾错误百出。第一，到印度求法的使者张骞是东汉明帝一百多年前的人物，当道教方面指摘或佛教徒自己也觉得提出张骞作为使者不合乎史实时，便以蔡愔代替张骞。第二，傅毅是章帝（76-83年）时被录用为兰台令史的，明帝下问傅毅这件事在年代上很勉强。第三，关于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两人来华，《四十二章经》、《牟子理惑论》、《后汉纪》等都没有提到，是《梁高僧传》作为传说而添加的，连最早出现迦叶摩腾的《冥祥记》也没有提到过竺法兰；至于迦叶摩腾，《冥祥记》说他带来佛画像，《出三藏记集》中他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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